时间在1950年代的天津文化局后台缓缓流动, 马三立总是习惯性地做着一个动作, 那就是把一张上面写满了各种修改痕迹的纸张认真地折叠起来, 然后稳稳地塞进他那件长衫的口袋里。
人们表面上看去, 台上正在表演的仅仅是相声艺术这一门形式, 但实际上在舞台的下方所牵动的范围却是极为广泛的, 它涵盖了当时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干部的作风问题以及普通百姓的情绪变化等复杂因素。
处于这个时间节点上马三立的年龄是42岁, 他在曲艺这个行当里面已经经过了多年摸爬滚打的磨练而积累了丰富经验, 当前他正是在努力尝试去学习如何去适应和调整使得这样一门属于过去的传统艺术能够顺利进入并开始存在于全新的社会环境之中。
相声这个玩意儿, 它并不是那些读书人在书房里头一点一点给琢磨出来的。
它是在市井当中兴起来的, 在茶馆、戏园、码头和庙会这些地方都很活跃。说书人是用自己的嘴巴来谋生的, 他们一方面需要懂得观众想要什么, 另一方面也需要懂得说话要把握分寸;他们既要能够大胆地开口说话, 同时也要清楚哪些话可以直接说出来, 而哪些话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去表达。
马三立后来形成的那种冷峻的、朴实的、而且耐听的艺术风格, 与他早年间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那个家庭的情况, 它本身, 就等于是一部关于天津曲艺方面的历史故事。
马三立的祖父马诚方很早之前就从事相声这个行当了。然后他的父亲马德禄, 同样也是一位搞相声的艺术人员。在马三立年幼的时候, 他所接触到的那种艺术环境, 并不是所谓的那种优裕的状态, 而是那些艺人必须要到处去赶着场地演出。
而且他们的收入是非常不稳定的, 并且还总是被人给轻视。等到年纪已经很小的时候, 他就开始跟着自己的父亲学习说什么口、什么贯口了, 还有那些表演的技巧。先是得学会怎么站稳了, 然后再学怎么开口说话。
站在台上的那短短几分钟, 需要消耗台下长达几十年的努力。
过去的艺人们为了能够维持生计, 通常需要在观众们的掌声喝彩以及那些挑剔的眼光夹缝里进行周旋。当某些人听到高兴的时候, 他们会随手给出几个铜板作为赏赐;同样也有人会故意制造混乱的起哄场面, 甚至直接将食物抛掷到舞台之上。
这些演员是不允许停下来演出的, 也是不能够表现出恼怒情绪的, 他们必须要把这种尴尬的时刻接得住, 然后再去想办法把这些情况转化成可以带来笑声的内容。
马三立从这些场面里面学到的东西, 并不仅仅是相声方面的技巧而已。
他慢慢搞明白了, 真正能够活得长久的相声, 不能光依赖那些耍贫嘴的俏皮话和博眼球的噱头, 观众在笑完之后, 还得有点余味可以留下来才行, 这余味可能是对世道人心的一种评判, 也可能是一点点针对荒唐现象的讽刺, 甚至只是让人产生一种感觉, 就是台上站着的那个人, 确实是懂得自己平时怎么过的日子的。
在1930年前后, 马三立曾经在济南大观园这些地方的舞台上进行过演出。
那一段时间里的艺人们不具备固定的创作条件, 所以他们表演的节目大多是临时根据当时的具体场合还有现场观众的口味来做出调整的, 有的人就是喜欢热热闹闹的氛围, 有的人特别喜欢听那些世故相关的内容, 还有人专门就等着看演员在台上当场出错呢。
而马三立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他能够从那种非常嘈杂的环境里准确地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能够把那些听起来特别平常的话说出不一样的层次感。
这也就是天津相声里面特别重要的那个传统之一嘛, 就是不摆架子。
相声这门艺术, 它很讲究什么“说、学、逗、唱”, 除此之外, 它还更加地讲究那个跟观众之间的即时的交流互动。演员在台上所说出来的那一句话到底能不能成立, 这个事儿往往不是由那纸面上的文字来决定的是什么意思, 而是由台下面对面那些观众的现场反应来决定的。
马三立这个人他后来是非常的擅长刻画那种普通的细小人物, 这一点上尤其的是善于表现出那种表面上看着很老实, 但是心里面其实什么都知道的普通人, 这种能力的根基所在的地方呢, 就深深地埋藏在那种来自市井生活的实际经验里面的。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的时候, 城市的秩序还有社会结构都在快速地发生变化, 马三立当时在天津南市一带活动, 他跟解放军的文艺人员有过接触, 关于这一段经历, 流传下来的说法存在不同的版本, 但是有一个方面是比较明确的, 那就是传统的艺人开始得到重新看待, 过去那种依靠私人班社以及通过市场来谋取生活的方式, 跟新的文化组织逐渐发生了联系。
这个说法并不是表达仅仅换一个举办演出的地点那么简单。
在新中国成立过后, 文化工作就被纳入到公共事业体系里头去了, 文工团、文化馆、还有剧场和文化行政机构就陆续地发挥着作用了, 旧的戏曲和曲艺形式就得要求去服务于新的社会生活了, 过去就只在茶馆里头流传的段子们, 现在也要面对工人、农民、干部还有部队官兵这样更广泛得多的观众群体了。

马三立在这里遇上了一个全新的问题, 那就是他的那些老本事到底是还够用还是不够用。
他能够脱口而出那些传统的段子, 同时也十分熟悉天津的那个口音以及老百姓觉得有意思的那些事情, 然而当前的新社会是需要全新的内容来填充的。
工人农民和普通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还有在建设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以及干部队伍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全部都进入了文艺创作者的眼睛里。对于一位是从旧时代的行当里面走出来的一名演员来说, 这既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机会, 同时也是对他进行的一次考验。
一、从“江湖艺人”到文化工作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个初期阶段, 有好多的传统艺人都是经历了那种像是变一样的转变过程。身份这个东西是变过了的, 工作的方式也是变过了的, 看戏的人到底是谁构成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也是变过的。
以前面那些演员主要就是想着票房这个钱还有那个赏赐的钱, 往后还必须要想想节目录的内容是不是能够反映出现实来, 是不是适合放在公共地方进行演出, 是不是符合到了新的社会上所提出来的那些个要求。
存在一些人他们没办法适应这样的情况。
也有一小部分人能够非常迅速地去把自己的那个定位给找着。马三立这个人, 他有一个特别的优点, 这个优点就表现为他并没有仅仅把这个相声, 把它当成是说闲话、耍嘴皮子这种事儿来看待。
他是挺了解那些普通老百姓平常是怎么生活的, 同时, 他对机关单位里面的人, 店铺里头的伙计, 还有大街上碰见的各种各样的人等等这些情况, 他也是都挺熟悉的。
只要是现实生活当中那些确实存在的让人觉得有些好笑的那些缺点毛病, 他就能够在语言表达方面, 身体的动作表现上面, 以及一些微小的细节刻画里头, 把这些东西给单独地提取出来并展现给大家看。
天津方面的文化主管部门, 在以往那段时期之中, 曾经组织过那些从事曲艺工作的人员, 去参加学习和讲习的这类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这些艺人能够去更清楚地了解在新的文艺方向之上所要做的事情。
而马三立先生, 也处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从而接触到了关于戏曲、包括曲艺在内的改革问题, 以及关于文艺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对象的诸多讨论内容。
对于马三立来说, 以上所提及的这些具体内容, 并不全部都是那种抽象出来的理论层面的东西,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是因为台下坐着的那些观众群体, 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件事儿。
一位文工团战士曾对他说:“马先生,部队里的同志也想听相声。”
马三立回答:“只要有人听,就得把话说好。”
就算是通过以后的人讲给大家听, 这句话也能把事情发生变化的过程说明白, 相声这个玩意儿过去只是给很少的在茶馆里坐着听戏的人解闷的乐子, 后来它就被带到军营里头去, 也被带到工厂里头去, 还参与到最基层的那些文化活动里面去。
站在台上的演员面前看到的不再是一小部分听众, 而是范围非常广大的群众队伍, 同时肩头之上扛着的也就变成了需要承担非常清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在待遇这一方面, 文化机构对于部分艺人来说, 是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工作, 同时也提供了生活保障的。马三立的收入情况, 还有他的演出条件, 跟旧社会相比, 是有改善了的。
他在相关的回忆之中, 还被提到过, 说他曾经获得过牛奶供应证这样的生活照顾。像这样的安排事情, 是不宜被夸大成为特殊待遇的, 但是, 它确实也反映出了国家对专业文艺人员的组织化管理的情况存在。
这份保障所给予的, 并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层面的那种方便和顺手。
艺人现在不用每天都去为下一场演出发愁, 所以就有可能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打磨节目上面。相声的创作过程也从临场临时拼凑, 逐步变成了整理、排演以及反复修改。传统艺术开始进入制度化的生产模式, 这个变化对于马三立来说, 对他的艺术成熟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
二、一只“猴儿”背后的现实针砭
在20世纪50年代, 社会运行的速度得到了提升, 许多新兴的机构、工作岗位以及新规定接连涌现。然而, 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是需要耗费一段时间的, 工作作风的转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全部改变。
在日常生活的场景里, 办事效率低下、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责任, 以及仅仅流于形式而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等现象, 依然会持续存在。
这就是讽刺艺术可以插手进来的地方啊。

马三立表演的时候, 那个买猴儿的节目, 他不是板着个面孔去讲什么大道理, 而是把那个里面的人物放到了好多好笑的情境里面去, 让台上的观众自己去听出来其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相声这东西, 它真正的力量所在, 通常不在于你直接把一个结论给宣布出来, 而是在于让一个特别荒唐的人物, 在那里头不断地自我暴露自己。
观众笑的是“猴儿”,听懂的却是办事方式。
这类作品存在一个难点, 讽刺如果仅仅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当事人, 这种表现方式就很容易演变成一种插科打诨式的娱乐效果, 倘若进行的讽刺范围过于宽泛宏大, 那么批评的力度又有可能会因此而丧失掉其应有的尖锐感, 马三立比较擅长把讽刺的对象集中指向那些固有的习惯、腔调和做派方面, 他是通过揭示人物在语言表述过程中出现的漏洞问题, 从而来显现场合中该人物的思想其实十分空洞的这一事实。
有意思的是, 这种批评并不是说天然地和当时的政治需要发生了相冲突的事情。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初期那个时候, 文艺政策强调的是文艺必须要反映现实情况, 还要服务人民, 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本来就是在社会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只要讽刺的行为指的是向了实际工作里面存在的那种不好的工作作风, 而不是随随便便地攻击公共秩序, 它就可能获得肯定性的评价。
相声演员的判断力这个东西, 它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况里面, 被很明显地展现了出来。
同样的这一句话, 在茶馆里头可能仅仅只是个逗乐子的存在, 但是放在公共文化这个舞台上面的时候, 那么它就必须要承担更加明确的社会含义方面的那种责任了。马三立这个人啊, 他其实并没有把这个节目写成那种像口号一样的东西, 相反, 他是把相声里面那种生活里的热气以及那种机智犀利的言辞给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你发现没有, 就是当那个表演的人物表现得越是认真投入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就显得越发的荒唐可笑;而那说话的语气是越是平淡冷静, 其中所隐藏的讽刺意味反而就越是明显可见了。
根据相关的回忆资料来看, 毛泽东曾经在天津这个地方观看过由马三立表演的相声作品《买猴儿》。对于这段相声内容中那些讽刺官僚主义的地方, 他是表示认可的。
这个非常具体的细节之所以会不断地被人提起, 原因当然不能仅仅理解成为是领导人听了一回相声而已, 更为重要的方面在于, 它展现出了当时那个阶段的高层领导群体对文艺批评功能所存在着的某种特定的预期和期待想法。
三、天津干部俱乐部的短暂会面
1956年1月12日傍晚, 在天津干部俱乐部的南楼这个地方, 马三立和毛泽东见面了。那一年, 毛泽东年龄是63岁, 而马三立年龄是42岁。这两个人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经历不一样, 生活方面的距离也挺大的。但是, 这次会面并没有被安排成那种让人讲长篇大论的样子。
毛泽东注意到了马三立的身材显得十分消瘦, 在握手并交谈的过程中, 就询问起了他的身体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马三立这个人向来就不是那种善于把自己形容得有多么了不起的人, 所以面对这种关怀性的态度, 他给出的回答也是相当的简单和朴素, 之后毛泽东还特意对他就此事提出了吩咐, 让他平日里一定要多加保重自己的身体这一方面, 并且还要努力地把自己的体重增加一些, 也就是长胖了一点这样的意思。
这个句子它是比较短的。
若将其置身于正式的政治场合语境之中, 这一情形即便显得些许带有家常的烟火气, 也是事实所在。不过, 这也就恰好实现了对于文艺汇报领域中惯常存在的那种刻板程式的有效突破。
马三立并非是以提交某种特定材料、演出单一节目或是代表某单位负责人这样的一类官方身份来登场亮相的, 而是作为一个处于真实状态中的个体存在的人, 带着那些因长年累月从事体力劳动而最终造成的消瘦且清癯的身体形态, 实实在在地站立在了与之进行深入交谈者的对方面前。
毛泽东还提及了相声的内容, 他对像《买猴儿》那样敢于直指官僚主义弊端的节目持肯定态度。至于当时他们谈话时具体是怎么说的, 后来的回忆里说法各种各样, 所以不能把民间流传的叙述全都等同于逐字记录的事实文本。
然而, 毛泽东关注节目内容以及关心演员的身体状况这件基本事情, 在马三立本人的回忆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回忆当中反反复复出现了好几回。
马三立在后来回忆那次见面的时候, 他重点提到的地方并不是自己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优待或者礼遇事情, 他所关注的重点其实是自己的作品得到了一种理解这样的感觉, 对于作为一个演员的人来说来讲, 领导人那边是否能够听得懂具体的节目内容究竟是在说什么, 这个事情的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那种随便说出来的泛泛的表扬话语。
人们可以设想一下, 当时马三立最关心的事情, 并不是那场会面能够给人带来什么结果, 而是他讲的相声能不能继续往下说。
他的作品得到认可以后, 演出的机会增多了, 生活方面的保障也变好了一些, 那些部门对于马三立的这项工作也给了更多的重视。然而这些变化出现之后, 并没有使马三立变成一个只会按照固定套路表演的演员。
他的做法跟那个说法正好是相反的, 他依然还是坚定地、从现实的生活过程当中去挖掘和寻找创作素材。

那场见面之所以有着象征性的意义, 是因为它连接了两个不同的方面。在第一个方面里面, 国家需要传统艺术去承担一些新的社会功能。
而另一方面呢, 传统艺术仍然必须依据着它们自身的规律才能够站得住脚, 才会成立。毛泽东对马三立的这种关心, 不仅仅包含了个人层面的体谅和关怀, 同时也包含了对相声这一种艺术形式给予的实际上的肯定。
四、讽刺能走多远,取决于是否说中了问题
政治环境对文艺创作有明确要求, 艺术本身又有自己的表达逻辑。这两者之间能够合作, 也就会产生摩擦。相声这一形式尤其如此。这是因为相声非常依赖夸张、误会、反差和模仿这些手段。在很多情况下, 笑点本来就是建立在对权威口吻以及固定腔调进行拆解的基础之上的。
大家如果把所有的出场角色全都描写得绝对正确, 而且态度非常严肃, 并且让他们身上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小小的不足和缺陷, 那么这种相声作品其实就很难产生那种真正的、让人开怀大笑的喜剧效果。
马三立处理起问题来是比较稳妥的, 他并没有用那种很激烈的言辞去直接发泄情绪, 反而是把话说给人物自己说出去, 把手事让人物自己去干下去, 就比如一个干部在说话的时候总是在绕圈子, 在办事的时候只知道盖章却并不解决实际问题, 还有一个普通人来来往往地奔波忙碌, 到最后发现整个问题竟然根本没有人负责。
这样的故事越是靠近我们日常的普通生活, 观众就越能够容易产生出那种认同感。
这也是《买猴儿》能够引起注意的原因。它并没有脱离相声的基本形态。可是, 它把讽刺的对象从个人小毛病推进到了工作作风。在笑声的背后。观众会对现实经验进行辨认。
在20世纪50年代那个时期, 文艺方面的管理工作渐渐变得越来越有章可循了, 这就使得节目在进行创作的时候, 不能随便来, 而是要经过排演这一关, 还要经过修改这一关, 最后也要经过审核这一关。
对于这些搞表演、当演员的人来讲, 审核的工作含义不仅仅是删掉他们说的几句话那么简单, 有时候还得要重新去判断一下人物应该站在哪种政治立场, 语言表达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分寸和尺度, 以及整部作品的创作方向大概会走向哪里才算恰当。
在这种情况下, 艺术家们就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去回答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那些来自上面的批评意见究竟应当具体落在地方的哪些方面才合理, 还有怎么样去开展批评活动才能真正地起到作用才不会变成一种空洞的、没有实际意义的喊口号的行为。
马三立的值得珍贵的地方面, 恰恰就是他并没有轻易地把讽刺这一个传统特点给丢掉。
他明白一个情况, 那就是如果相声里没了针砭的作用的话, 它就很容易就只剩下热闹了。 另外他也懂这个理儿, 就是针砭这件事儿不能靠去瞎蛮干。 它需要借助好人物的塑造和语言这方面的技巧才行。 这个尺度啊是靠不住的规矩那一套。 它是靠着艺人们的经验以及判断力和责任感撑起来的。
五、《十点钟开始》与一次创作上的较真
在1961年这一年间, 马三立他参与了那个叫做《十点钟开始》的这个节目的排演工作, 因为这个样子的节目啊, 它涉及到工作作风这个事情和时间观念这个事情这两个东西, 然后这内容它是跟当时那个时候的那些个社会生活的情况联系得比较密切的非常紧密的, 然后是在进行排演工作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时候, 有某些个讽刺这些情节的一些事儿曾引起了争争议这种事儿, 也有那意见认为相关的那些个内容是过于尖锐了, 然后提出了建议是说要把它给删减或者是调整一下。
当时导演的情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他把剧本猛地摔到了桌面上, 嘴里说道, 要是按照这种方式去修改的话, 那作品还会有相声那样的韵味吗。
马三立<强>没有直接开始争辩, 而是弯腰把本子捡了起来, 接着开口问大家, 不要讨论什么存在的问题, 只回答一个问题, 也就是观众们为什么会在现场发出笑声? ”。
这一段的对话内容, 属于在之后回忆时候说出来的叙述, 具体的措辞, 不一定能够完全一字一句地去进行核实, 可是它传达出了创作的冲突里面的核心意思, 就是说这个节目, 究竟是想要去完成一个形式, 还是要让那个听的人可以听见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毛病问题。
马三立他坚持保留其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段落, 然后他对语言和表演方式作出了调整。也就是说, 他并非拒绝修改, 而是不愿意把作品改到只剩下正确态度。这样的做法, 它既有艺术家的坚持, 也有长期舞台经验带来的策略。

这个节目在一推出之后, 就收获了观众的欢迎, 甚至还保持着连续演出好几场的记录。
咱们说它的价值啊, 并不是指望靠这一回排练, 就能把整个文艺的大环境给彻底改变过来, 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 那就是传统相声这东西, 哪怕是在那种管理特别严格、组织形式严丝合缝的条件底下, 照样能够保留下对社会现实进行批评的那个本事。
这件事也反映了当时文艺创作那种非常复杂的状况。艺术家们并不是在“自由”和“禁止”这两个选项里面, 简单地进行二选一的抉择, 他们更多的是要在政策的要求、单位的意见、舞台所呈现出来的效果, 以及个人过往积累的经验这些方面, 进行反复不断的调和与调整。
其中一部分人选择了回避的态度, 另一部分人选择了做出妥协, 还有的人则是尝试着把那些存在问题的地方, 巧妙地隐藏到具体的人物形象和剧情发展当中去。
马三立属于后者。
他的话说得不重, 脸色也没有变得很夸张, 甚至很多时候故意要装得痴呆一点。但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人物只要一露出马脚, 讽刺的味道就会一下子变得非常清楚起来。观众听到的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批评话语, 而是一个看起来很老实巴巴的人, 用最普通的语气把事情里头的荒诞不经的地方给解释明白了。
六、一个艺人的位置,藏在细节里
马三立的个人经历, 并不可以被简单地概括为像 “旧时代的艺人得到了社会重视” 这种只有寥寥数语的浅显描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他在现实生活中确实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演出平台, 以及相比于以前更为稳定的工作保障条件, 但是与此同时, 他也必须要承受来自艺术领域内部转型过程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与挑战。
他本人需要将自己长期积累并擅长的传统相声语言技巧基础, 重新整合后融入到当时崭新的社会生活场景里面去;此外, 他还必须去直接面对在内容审查标准方面、在日常表演行为规范方面, 以及在集体进行创作这种新型工作机制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制度性重大变化, 这些都需要他去逐一适应和处理。
这条路并不轻松。
传统相声里面有很多表达方式, 是从以前的旧社会当中来的, 那些都是当时行业里的黑话、人情世故以及市井生活经验等等。当这个艺术形式进入到了新的文化体系之中以后, 针对这些内容, 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是需要被剔除掉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内容是需要进行改造的, 另外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应当保留下来的。
真正让人感到困难的, 其实是去分辨清楚哪些东西仅仅只是旧的坏习惯, 而哪些东西却是这种艺术形式赖以生存的骨架和根本。
他能够保留下来的, 最主要的部分, 是关于观察生活的这种能力。
他对小人物抱有耐心, 他对日常的言语存有兴致, 他对语言里面那些不合逻辑的部分表现得格外敏感。他并不倚仗宏大的叙述来构建人物形象, 而是靠着从一种称呼、一句话推脱的理由、还有一个多余的肢体动作之中去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听众之所以会笑, 这往往是因为他们曾经聆听过差不多的话语, 也见过类似身份的人。
在1956年那回见面之后, “长胖一点”这句话变成了大家心里头都记得的一个话。它没有把马三立搞艺术那一套的厉害本事全涵盖进去, 但是它让一个待在那个公共文化体制里的演员露出了他自己也是个普通人的一面: 他得干活, 得登台演, 他也得吃饭, 也得顾着自己的身体健康。
多年以后, 马三立还是把大部分的心思都花在了舞台上。他的艺术生涯, 是从旧社会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 后来又经历了一番社会的变动。这期间, 不仅行业本身发生了不少变化, 连创作时候的尺度也调整过。
到了晚年, 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如以前好了, 不过还是上台演过戏。要说他最后一次的演出到底有多具体, 什么时间、又演了多少场, 网上能查到的公开材料上说的都不太一样, 咱们最好别用一个没经过仔细核实的小细节, 去代替完整的经历。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并没有单纯地把相声当作只是一个用来让人发笑的东西来理解。
在他的表演当中, 天津口音构成了外壳, 人物观察搭建起了骨架, 而讽刺这一要素则犹如一根隐藏的暗线贯穿其中, 它不会去抢夺话语权, 但其存在感却是一直持续的, 不论是涉及办事效率低下的拖拉现象, 还是人们刻意装作优雅的模样, 亦或是普通大众所展现出的那些小聪明, 马三立都全力以赴地去实现一个目标, 那就是让观众发笑的原因扎根于真实的生活场景之上。
在1956年1月12日这一天,天津干部俱乐部的南楼里发生的这件事, 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见面。那场时间并不长的交流, 硬是把个人层面的关怀、文艺方面的政策内容以及艺术表达的手法, 全都放在到了同一个场景里头去处理了。
毛泽东听到了相声里面包含的讽刺意思, 而马三立也从这次得到的肯定之中, 获得了想要继续搞创作的信心。
后面那个“长胖一点”的句子, 被大伙儿给记住了。那样子像是在台下说的一句叮嘱。这话掉在了一个说相声的艺人身上的时候, 这个艺人所在的年代, 正在把这个文化生活的事情重新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