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盘点 好戏 | 独家专访《人世间》导演李路:从没想过贴近年轻观众

琉璃仙子

好戏 | 独家专访《人世间》导演李路:从没想过贴近年轻观众

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 为什么会弄成这样一个局面, 我们心里头又该把什么东西给喊出来? 看完了电视剧《人世间》, 咱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 我们那个社会组织的架构, 以及人和人之间那种情感的构造, 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完全不一样的大改变。

撰稿|珠 兰

在前几年那个时间段, 当李路把《人世间》的原始文本阅读完毕以后, 他的眼前忽然就亮堂起来了。

李路这个人, 他心里头一直憋着个想法, 就是特别想搞一部那种讲工业题材的电视剧给大家看。

为啥子会有这么个想法呢, 他琢磨的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中国这块地界儿发生的变化那简直是翻天覆地的, 城市的发展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模样, 经济的总量也能堆到这般规模的地步, 但是居然连一个影视剧作品都没有去认真描写一下工人这个阶层的人物情况, 无论是说农民工群体也好, 还是传统意义上定义的那些工人们也罢。

这件事本身肯定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 放在现在这市场上来看, 严重缺少这一类东西, 所以他就觉得非做不可。另外一方面, 《人世间》这部作品里边塑造出来的这些人物形象, 他们身上有着那种纵深的质感, 这种特质是最对李路那个胃口的, 是他最喜欢的那种感觉。

好剧本是难以被发现的。

就作为导演的这个身份而言, 李路所拍摄的作品数量并不属于很多的那一类, 其列出的名单里仅有《老大的幸福》以及《山楂树之恋》和《人民的名义》等这几部影视剧的存在, 但是他所持有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 每当开始着手拍摄某一部的戏的时候, 他总是会拿出很长的时长来对待, 同时使得自己的全身力气都处于竭尽全力发挥的状态之中, 他所这样做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确保最终的电视剧作品能够具备非常高的品质水平这一事实可以被实现。

可是像“是李路的菜”这种把重点放在细小处、不怎么看重故事大框架的所谓严肃文学, 到底该怎么搬上荧幕? 原书中出场的人本来就多, 而且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脾气秉性, 要到哪里去凑齐这么多出色的演员来饰演每一个角色。

此外, 梁晓声写的这本小说《人世间》, 字数达到了100多万字。里面的人物非常多, 年代距离现在也比较久远, 时间跨度长达50年。而这50年的时间段, 恰好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时间。面对这样的情况, 究竟该如何进行取舍呢?

电视剧《人世间》的现场拍摄工作, 只用了半年的时间。但是, 要是算上前期的策划过程, 还有打磨剧本、修改剧本这些环节在内的话, 前后整整耗时3年。回溯过去的这段经历, 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 来全面概括这3年当中的辛苦程度。因此, “遭死罪了”便成了制片人李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电视剧《人世间》在播出以后, 观众里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讨论声, 大家伙都在那儿琢磨, 你说它这到底凭的是什么原因才火起来的?

因为它讲的其实就是普通老百姓自己的日子, 故事里没有那种大起大悲的曲折安排, 也没有让人看了心里七上八下、惊心动魄的大业绩。所以有人说, 这难道算是怀旧情绪的一种胜利吗? 又或是说,这是一种所谓“好人主义”的胜利?

我们不如来听听导演李路是怎么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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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导演。

选了最难走的一条路

《新民周刊》提出这个问题, 具体就是询问你本人, 到底是怎么动起来的念头, 想出来邀请那位叫做王海鸰的老师过来担任这部作品的编剧工作的呢?

李路: 任何一个项目, 它都像是盖起了一座大厦,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谋划和筹备的阶段, 比后期的拍摄要重要得多很多, 方向选错了, 那就跟地基打错了一样。

在确认了《人世间》这个项目以后, 就觉得剧本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虽然原小说有长达115万字那么多, 但并不是全都是剧情方面的内容, 把这些给榨干了以后, 到底究竟还有多少情节是可以拿来用的, 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就需要找一个年龄不是太年轻的、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好编剧来负责改编工作。

《人世间》拿到了手, 我就去询问了那两位朋友, 哪两位呢, 一位是周梅森, 还有一位是陈道明, 我要问问他们觉得找哪个编剧来写这个剧本是最为合适的? 我是分开各自问询的, 说真的挺有意思的, 那两个人几乎是同一时间都推荐了王海鸰。

在那一屆獲得了茅盾獎的幾部長篇小說里面, 《人世间》這部作品是很適合被改編成電視劇的, 因為它里面有具體的人物形象, 有明確的時間線索, 有歷史的背景深度, 還有確鑿的具體事實依據。從相對來說的角度去觀察的話, 編劇在阅读之后會很有感觸, 不會感覺找不到方向和憑借點, 也就是不會覺得抓不到邊際。

基於這樣的考慮, 所以我請了海鸰老師來擔任編劇的工作。我當年在閱讀了她的《中国式离婚》這部作品的時候, 也讀過《牵手》這部作品, 我認為她在情感描寫方面是有很強的長處的, 在細節刻畫方面也同樣展現出了很突出的能力。這兩個特點對於《人世间》这部作品来说, 是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的。”。

单从情感这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的话, 小说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些情感状态, 实际上是利用文字进行细致描绘来达成的, 而那部分依赖情节发展以及剧情推进来支撑的内容环节, 就必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编剧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构思与打磨。

从细节这个方面来说, 影视剧最难的点就是要把细节罗列起来。当年我拍摄《老大的幸福》的时候, 我跟范伟说, 特别感谢你把前半生里所有的细节都奉献给我了, 这些细节只能用一次, 人就会被掏空的。

要编离奇的故事、要设置悬念, 这都是比较好办的事情, 但是, 要把细节一点一点地罗列出来, 拼凑成非常精彩的故事, 这是太困难的了, 不管是作家还是编剧, 都不会有太多的东西是可以信手拈来的, 这些东西用了几次之后, 也就没有剩余了。

我在拍摄电视剧这件事上, 是非常重视剧本的编辑和创作这个问题的, 因为剧本被大家认为是整部剧的根本所在, 特别是像长篇这种形式的电视剧, 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来讲故事的, 如果剧本写得不好, 那么不管导演有多厉害, 或者演员的表演有多出色, 最终的结果都是不行的。

《新民周刊》提出一个问题, 说在编写剧本这件事情上, 耗费了如此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和力气, 那么这样做到底是否具有对应的价值呢。

关于李路说的这件事, 影视这个行业是站在文学这个肩膀上面的, 这一句话并不是咱们现在这些人说出来的, 而是前面的人早就说过的, 因为文学肯定是在影视的前面走着的, 这已经是有了好多好多成功的这种已经存在的例子在里面的了。

为了让人们能够清楚地理解小说原著和影视剧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确实做过了很多属于技术层面的工作。这其中的一个例子是, 我们在得到了梁晓声老师本人的同意之后,由我来全面掌控从小说转换成剧本之后的整体发展脉络。

另一个例子则包括, 我们曾经和王海鸰老师进行过一场接一场的沟通工作, 这种沟通细致到了每个字、每句话的程度, 甚至中间还夹杂着激烈的争吵行为。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工作。这需要耗费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团队。我们从三年前就开始进行谋划了。一直到拍摄工作结束为止。

我们都在不断的磨合、取舍、掂量以及推敲之中。我们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的。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

这些苦处说起来是容易得很, 只用几秒钟就能全部说完, 但是在正式执行阶段里面, 具体应该怎么去走那个方向, 还要运用多少笔墨, 这些都是需要反复地来进行讨论的, 毕竟文字表达和视觉呈现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人世间》这回事里包含了非常多的细节内容,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拿过来进行使用。

《新民周刊》: 除了剧本之外, 在对开始拍摄之前, 你还有什么在硬件这一层面上进行的准备工作做了哪些。

李路认为, 这可是个能判死刑的大问题。打个比方来说, 就是选景的时候, 到底是要在东北地区去拍摄呢? 还是说就在北京的郊区进行拍摄? 对于辽宁、吉林以及黑龙江这几个地方, 我们全部都是看了一遍又一遍的。

虽然原著里面的背景是设定在黑龙江, 但是东北三省这三个地方的情况都差不多。再加上, 电视剧这部作品里已经故意对背景进行了模糊处理, 压根没有明摆着说是哪个省的情况发生, 与此同时, 甚至连当时那种建设兵团之类的时代背景因素, 也都同样是采取了虚化掉的手法来加以呈现。

之所以决定在长春进行拍摄, 这主要是我和梁老师商量之后才确定的方案。因为我本身就是吉林人, 所以对长春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我也在那里生活过很长时间, 我的父母都是在《吉林日报》工作的。

我们先后在吉林进行了大约六七个月的拍摄工作, 把长白山、吉林市以及长春市的美丽景色和具体场地全部都收录了进去, 心里是希望家乡的人们能够喜欢。

吉林的当地政府方面给予了非常有力的支持工作。不管是搭建棚子, 还是布置场景细节, 或者是组织人员清理积雪, 又或者是各种协同配合环节, 这些项目都并非什么微不足道的琐事。以在长白山老秃岭进行拍摄的那一场戏为例, 当时那里的积雪厚度简直高过了人的头顶。

当越野车因为陷入深雪而无法继续前行并导致引擎熄火的时候, 全体工作人员只好下车一起用力推车。在上山那短短二三十里的崎岖道路上, 车辆能够被运送上去, 完全是靠专业的铲雪车一路把前方的道路强行开辟出来的。

当时的制片主任曾直言不讳地对导演表示出强烈的不信任态度, 认为让车辆上山这件事是荒谬的痴人说梦, 根本没有任何实现的理由和可能。然而我这边则坚持认为事情肯定能够办得成, 最后的结果也确实验证了我的判断。

面对这个事实, 那位持怀疑态度的制片主任也不得不感慨万千地承认了, 现实生活中确实不存在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上去以后果然会感觉到那种不一般的情况, 当你站在长白山上面的时候, 会有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拍摄到画框里面的景色的时候, 发现完全就不一样了。实际上剧情是很短的情节, 主要也就是周秉义的几组镜头而已。

有的人提出疑问, 说这些场景在北京也是能够完成的, 为什么非要跑到零下二三十度的地方去折腾呢? 我们这一方选择了最为艰难的一种行走路径, 那就是坚持进行实景拍摄。如果想要稍微马虎一点的话的确是可以选择在摄影棚里面把戏拍完的, 只是这样一来做出来的最终效果就会显得有点差强人意了不那么让人满意。

我是一个典型的操劳命。每天只要有群演的戏要拍, 我都会坚持去演。等到后期制作的时候, 我每天都泡在机房里面。我很乐意毫无怨言地去做这些工作。对于那种简单省事的做法。我内心其实是不太愿意去的。

圈子里有好几个朋友也都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们说如果我在某些事情上能够稍微通融一点的话。那么在拍摄阶段就不会出现那么高的难度了。这样大家的心理压力也都会随之减轻不少。但是我对自己所要求的标准。无论是在拍摄环节、通关审核。

还是最后的播出层面来看。其带来的压力都呈现出了成倍增长的趋势。比之一般的商业影视作品来说情况确实复杂得多。这种具体的细节我也不方便在这里说得太多。总而言之我们这段时间确实是过得非常辛苦。而且身上的各种压力也确实非常大。

《新民周刊》: 那个在剧里头出现的, 规模非常大的所谓的光字片, 全都是在拍摄的时候专门搭建出来的吗?

李路: 他说是的。从最开始的时候, 他的脑子里面就已经有光字片这种形象存在了。因为东北的房子和南方的房子是不一样的, 东北地方的房子是一排一排排列得特别规整的, 而他想要的是那种类似南方八爪鱼形状的分布样子, 也就是说每一个小胡同里面的入口都能让人拐进去。

所以他决定按照这个样子的形象去进行安排, 然后就是分头去找相应的地方或者场景。

在原著里面, “光字片”这个地方属于那种城中村类型, 具体来讲它就是城市里怎么都拆不掉的小村子, 但是实际去寻找拍摄地点的时候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的住户已经搬走了, 还有的是待开发区域只剩下少数不肯搬迁的钉子户, 另外城中村的房屋设施都比较破旧不堪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进行维修和维护工作, 所以工作人员认为不如自己搭建一个布景更加合适更划算, 最终决定投入近两百名建筑工人来搭建规模宏大的场景, 这些场景的总面积达到八千平方米。

《新民周刊》, 在拍摄《人世间》这部作品的时候, 你所碰到的最大的挑战性难点, 还有那些困难之处到底都在哪些地方呢。

李路说, 他自己以前从没有干过这么大的项目, 在这之前, 他也没有去导演过这么长的电视剧, 《人世间》把过去由他导演的那些剧, 像《老大的幸福》、《人民的名义》、还有《巡回检察组》, 全部都融合到一起了, 里面既有对爱情的戏份, 也有对社会关系面的展现, 同时还有对中国社会在过去四五十年的时间里进行的纵深思考。

别的剧, 呈现的只是某一个时间段的状况, 或者是某一个阶层的生活状态, 而《人世间》是讲从一九六九年一直到二〇一六年这段时光的故事, 这种对宏大时间的把握能力, 是他过去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 这次让人非常的兴奋, 这种兴奋的感觉一直都在持续着, 心里头觉得特别的过瘾。

正如之前人们所说的那样, 如果缺乏那样的深度和层次, 故事就会显得很单薄, 所以究竟为什么大家更偏爱那种具有纵深感的叙事呢? 这主要是因为眼前看到的现实往往是单一的侧面, 而具备纵深的视角却能呈现出多面的复杂程度。

对我来说, 这绝对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契机, 我个人认为这件事非常有趣。对于我来说, 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但是如果能把这个难题攻克下来, 我自己会感到非常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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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饺子的时候, 那些细枝末节的样子, 其实真的让人觉得特别动人。

怎样才能拍好现实主义

《新民周刊》询问的是, 对于出现在这部剧里面的那些演员们的呈现情况与表现水平是否持有感到满意这样的态度。

李路表示, 他对目前的状况感到相当满意。这次所邀请的众多演员群体是一个相当大的阵容, 把那些戏份较重的角色演员加在一起计算起来, 人数就有二三十个之多, 如果算上所有参与演出的演员总人数, 那么一共是一百多名。

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具体角色来看, 哪怕是那些只有短短一两场戏份的机会, 我们也都是从茫茫人众之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演员人选。

以赵小锐的情况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他仅仅在剧中出现一两场戏, 而很多其他演员的情况也是如此, 仅仅只有一两场戏或者最多两三场戏份这样有限的呈现机会, 但我们依然请来了非常出色且优秀的演员, 他们在表演完成度方面的水平是非常高的, 同时他们对于角色的塑造能力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和出色。

我坐在监视器前面, 常常感动到直擤大鼻涕, 同时还不停地擦眼泪。有一场戏是讲一个小姑娘的事, 她是第一批南下深圳去闯荡世界的人, 在离开家乡的时候, 她把自己的同事都叫过来, 跟大家一起分吃从家里带来的那盘饺子。大家都知道, 在东北地区有一种说法, 叫做滚蛋饺子接风面。

演这个角色的演员, 是上海戏剧学院里还在读书的一名学生, 这是她第一次来演戏。她在镜头里完全没有一点表演过的痕迹, 戏一演完, 她就当着监视器的面直接哭了起来。她是用自己真正的感情去解释这个角色, 不是在假装演戏, 这就是真实的样子。说实在的, 这就只是一个过场戏, 但是它却非常打动人。

回想当年离家去外面闯世界, 那真的是不容易啊。恰恰是因为这些特别细小的东西, 让我忍不住就流下了眼泪。我并不需要用这场戏是不是催泪这个标准, 来衡量它到底好不好看。当剧情推进到位了, 那么感情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 其实我们心里头是不想要故意去煽情的。

在年轻的时候担任导演的职务, 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在表演导演的角色, 要求团队里所有的人必须听从我的指挥, 必须要按照我所说的方式去执行任务。而现如今我已经变成了一位资深的老者, 年龄变得很大了, 所以我不再需要去做那样演导演的行为工作了。

只要演员的表演水平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我就仅仅只有鼓掌这一种姿态了。倘若他们的表现和我内心所构思的情况是不相同的, 不是我想要塑造的那个真实人物形象的话, 那我就会去进行言语上的指导与交流。

在对《人世间》这部作品进行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很少会发表意见或者说得话比较少, 这是因为剧组里的每一位成员的表现都是太过出色的缘故。

在这些演员演得很好的状况下, 是完全不用去调整, 或者不要去干预他们的表演的。

我一直都是在说, 演员其实只针对一个角色在进行表演, 为了满足把人物给演好的这一个要求, 他们是在煞费苦心地去做相关设计的, 而导演这边是需要去思考所有人员的情况的。就在这个表演上面, 演员的那些思考肯定是会比导演的思考显得更为缜密一些的。

《新民周刊》:电视剧《人世间》中,演员都是东北人,这是刻意安排的吗?

李路提到, 在最初的时候, 心里就存在着这样的想法, 那就是全部地启用那些籍贯属于东北地区的演员, 而到了后来, 就把这个思路给落实了下去, 这些被选中的演员虽然他们的根基是在东北, 可是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群, 却是一直在北京过着生活的。

当时是在冬天的画面里拍的, 东北的演员对这块儿更拿手, 因为北边人说话的那种门道他们是懂的, 有些戏份他们直接就能表演出来, 完全是自带的, 根本不需要去刻意演。事实上拍摄的时候我们剧组根本没有规定要说着满口的东北方言。

有好多场戏, 在这些戏的第一遍表演结束以后, 我立刻就跟那些演员说了话, 跟他们说, 必须要改变你们表演的办法和样子。咱们不能让台底下的观众看着觉得, 这里有一群东北本地人, 正在这儿说着一口地道的家乡方言。我们的目标是要讲清楚一个非常淳朴、非常朴实的故事情节。

大家在台上多说一点标准的普通话, 偶尔稍微带出一点点东北地区的口音也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千万不要特意去强化这种地域的特点和味道。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让那些原本可能不熟悉这个地域的其他观众也能够走进故事里面, 从而更加容易看懂这个故事所传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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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雷佳音来演周的秉昆, 还有殷桃去演郑娟, 这两个人被说成是甜度最高的“卷饼”这一种情侣模式。

《新民周刊》问的是, 《人世间》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 并且你之前所拍摄过的诸如《人民的名义》这一类作品, 它们同样也被归类为现实主义题材, 那么, 你是否比较偏向于这些类型的题材呢。

李路说, 是的, 这种情况也许和我个人经历是有关系的, 我自从我三十多岁的年纪开始, 曾经在江苏电视台担任制作中心主任这样的职务, 也在电影厂里面担任过负责生产管理工作厂长, 总之我对现实生活的事情是特别关注。

拍导演这行, 其实挺不容易的。在挑选题材的时候, 很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发言权。当然, 如果你既当导演, 又兼任制片人, 那说话的底气就会稍微大一点, 这种情况下, 才有机会说出自己想拍什么样的作品。

我觉得自己运气还算不错, 因为后来拍的这些片子, 全都是我自己主动去选的, 从来没有遇到别人强行塞给我去拍的情况。

虽是这样, 可也并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是写完了以后, 就放在原处不挪窝, 专门坐等别人去拍打、去处理的。我做出的每一部作品, 从那个起始阶段开始, 就一直都是由我自己本人, 实实在在地参与其中, 一点一点地去进行培养、去孕育。

不管是10年前的那个《老大的幸福》, 这个剧也是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出来的, 还是说那个叫做《山楂树之恋》的作品, 在它还没有出版之前, 我就已经开始去找版权了, 再包括那个《人民的名义》, 当时这个作品就只有两三千字的简单大纲的时候, 我就直接去找周梅森一起商量对策了, 最后至于说是那个《人世间》, 在那个作品并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时候。

我便已经就看中了这个项目, 并且通过合作把这个项目的经营权拿过来了, 以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曾经发生的案例⋯⋯。

总而言之, 每一个作品都像十月怀胎一样, 它带着一股让我刻骨铭心的爱, 这种爱其实就是我对这一类题材本身的热爱, 然后它就一点一点地被最终孵化出来了。

《新民周刊》问道, 在当下这个社会环境里, 那些能够真实反映生活状况的优秀电视剧和电影作品, 好像并不是特别多, 这是怎么个缘由呢。

李路指出, 在近十到二十年的时间段内, 中国的电视剧在整个中国的文艺类型体系里表现得非常争气。从数量层面去看, 我们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而且现实主义作品始终是主流状态, 不管涉及到哪一种题材的现实主义方向, 相关作品都有很多。

我们的生产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多到让人觉得乱糟糟、没有条理, 不过在这些数量之中, 也是存在一些优秀作品的。但是从整体情况来评估的话, 总体的数量是超过了质量水平的, 目前只做到了有高原一样的规模, 却还没有达到有高峰那样的高度。

这么多作品都在关注现实主义, 但是涉及到工人的作品却非常少, 这在当下是正常的情况,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 影视剧所具有的第一属性是商品, 第二属性才是艺术品。一旦拍摄工人题材, 由于鲜有观众愿意观看, 所以便无人愿意投入资金。既然没有资金投入, 那么相应的影视作品自然就无法完成制作环节。

对于影视剧所具备的那两种不同的属性, 大家在做法上应该是既抓住一边又抓住另一边的, 而且还要两手都弄得很硬, 但是这样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毕竟一部作品如果既是那个好的商品同时也是那个好的艺术品的话, 那么这就只能依靠作家本身的那种能力、编剧人员自身具备的那种能力以及参与创作的人所拥有的那种眼光来决定,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别的办法了。

《新民周刊》问, 怎么样去把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弄得让人有兴趣去看? 有很多看的人都觉得, 《人世间》这个东西特别有一种那种像历史长河一样宏伟壮阔的样子, 这个效果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拍摄出来的?

李路谈到了真实性的问题。他拿《人世间》来说事儿, 觉得这玩意儿是我们大伙儿都经历过的事儿, 或者说是我们的长辈、还有兄弟姐妹们经历过的点儿破事儿。那个原著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头写起, 一直能写到2016年这么个时候, 时间前后跨度足足有50年。

这里面好多的事, 大家伙儿都快忘了, 但又没彻底忘干净。所有的景色, 实实在在的东西, 所有那些小细节啥的……全都在人们的脑子里头搁着。要是哪有一处不实在的地方, 准能被很快地给指出来。所以在制作方面, 以及在剧本编写这一环节上, 大家都必须去竭尽全力保证那种真实性的状态存在。

《人似人间》是一部把现实主义表现得彻底的不能再彻底的作品。它在描写我们身边人的事情。它也在描写我们自己的事情。它还在描写我们父母的事。它同样在写我们的兄弟姐妹的事。对于这种题材的作品来说, 真实性非常重要。就像学习写字要先学ABC一样。真实性是这个作品的根本基础之一。

至于拍出史诗感, 这事情需要各个创作部门进行合作。梁晓声老师的作品本身就带着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史诗性。另外编剧的指向、导演的指向以及演员的指向, 这些方面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这样才会出现那种史诗感。

这些年看过的影视作品好多都是有那种史诗性气质的, 如果想要拍出这种史诗感, 光靠口头上说不行, 必须得要依靠故事, 要靠着对一个个镜头进行排列组合, 还要靠着用一个个情节去慢慢堆积起来, 只有做到能够去触动观众的精神世界以及内心深处的那个角落了, 只有在那些比较细微的地方去体现出一种崇高的感觉, 那么最终才有资格说自己是具备了史诗感的。

我们太容易忘记了

《新民周刊》: 有评价认为你是那种, 不存在所谓安全地带的导演, 那么你自己对这样的看法是怎么看待的呢? 到底是凭借什么样的动力, 才能够让你坚持去进行不断的探索。

李路认为: 到底什么叫舒适区? 如果我这么说的话, 那看起来好像我在说一些很不切实际的大道理。但是, 就是因为你白天在想着这些事儿, 晚上做着这样的梦, 把你那些平时想要去深入思考的问题、想要去表达出来的内容, 最终都给拍摄出来了, 到了那个当下的时候, 你才会有那种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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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戏拍好, 去吃点辛苦, 受点磨难, 哪怕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去创作, 这整个过程都是很有价值的, 都是值得的。

大家现在说的, 那个叫舒适区的东西, 它对于导演、对于编剧、对于演员来讲,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对于电视剧操盘人来讲, 就非常重要了。

比如制作人说要选择什么样的编剧, 说要去找什么样的演员去演, 还要考虑怎么去做宣传推广, 最后市场上的反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回事, 这些情况只有制作人自己知道得清楚。至于演员、编剧, 还有作家, 他们完全都不知晓具体情况。

在拍摄影视剧的过程当中, 一般由作家提供出思想内容, 然后由制作人打造出灵魂核心。最终把这些东西捏合在一起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成品, 也只有制作人本人最为了解内情。

所以说, 我是不想去做流水线上的那个电视剧的, 是那种拍完了这个再去拍那个的状态的, 是当前这一个都还没有拍摄完成的, 就已经开始筹备另一个的那个情况的, 这就是被称作舒适区的现象的, 就是单单就是为了赚取钱财的这个目的的。

我这个人, 只要是一着手去筹备项目, 那么一来就能准备好多年, 谋划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我每天基本上就只有3—4个小时的睡眠, 而且这种情况还持续连续的几个月时间。

因此呢, 我也偶尔会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些牢骚, 真的就是所谓地“拿命在拍戏”。因为我既当导演又当制片人, 所以一方面要管艺术的创作, 另一方面又得管生产的环节, 还有剧组里面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各种事情全都需要我来操持。

《新民周刊》提问, 说是许多观众觉得电视剧叫做《人世间》的那样东西, 可以被归类为年代家庭剧这一种类型, 然后问我对这种定位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李路说, 关于这点的最终解释权还是归你所有, 你究竟打算把这戏称作什么类型, 那便是何种类型。海报上面所标注的剧目名称是什么, 那它就是什么名字, 例如之前提到的“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 又或者像是写着一个什么样的画卷之类的表述⋯⋯这些具体的定义其实并不重要。

我觉得, 《人世间》这档东西, 它不光是在写工人, 它这里面还包含有高级知识分子这种人物, 还有干部这类人群, 也含有商人那一撮子, 甚至还提到了去深圳那块地方去挖所谓的“第一桶金”的人等等,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类型, 不能就把全部都定义成了工人这个范畴。

周秉昆这个人, 他曾经当过工人, 后来还在出版社那种单位工作过, 接着又去做过了商人买卖, 开办了一个饭店的生意, 最终是当了后勤处的处长, 这样一个身份转变之后, 就不能硬说他依然是工人了。

在原先的工人群体中, 还有一批人, 他们也后来都转入做生意行当了, 例如像德宝这样的人, 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实际上来说, 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进行定义都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定义本身仅仅只是一个对于某个名词所做的解释说明而已。

《新民周刊》提到, 从《人民的名义》开始, 接着是《巡回检察组》, 然后又到了《人世间》, 这三部作品全都在写群像, 让人有一种感觉, 就是在你的创作里面, 是存在这样一种使命感的,你觉得这种状态是真的吗。

李路表示, 是的就是这样一种使命感。

关于使命感的这个问题, 讲起来是特别轻松的, 但是真正动手去做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主要原因是每年可供挑选的项目以及可以孵化的项目数量并不多, 最终选择了《人世间》这部作品。梁晓声老师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我认为他是在当代作家里面拥有特别浓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的那一类人。

在这么长的时间历程中, 他一直以来都对普通的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极为关注的态度, 而且这种关注是完全发自于内心里深处的, 甚至延伸到对国家的整体命运也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关心, 要做到这一点是确实不简单的, 是很难实现的。

我也是一样的, 如果不存在那种发自内心的关心, 我肯定是不会去选那部叫作《人世间》的东西的, 我所选择要去做的那一些事情, 是一定会关注着人的, 是肯定会关注着社会的, 是一定是要关注着时代的那种发展和变迁的。

就这两个日子的功夫, 我反反反复复都在讲那个事儿。咱们现在这一帮人, 特别容易就把一些事情给忘光了。想一下, 大家现在过的这种好的生活, 距离之前靠布票、肉票、粮票那个年头, 真的才隔了多会儿?

回想那个时候, 每个月一个人顶多也就是只能买到一点一两或者二两猪肉。至于当年邻里之间的那份交情和友谊, 跑到哪儿去? 凡是看过那部叫《请回答1988》的电视剧的观众都清楚。在那个时候, 住在同一个胡同里的人家。想要到邻居家里去吃个饭, 完全是不用提前打个招呼的。

坐下来直接就可以吃。要是感觉困了, 直接就能够在邻居家的床上睡着睡觉了。现在居住在同一个楼宇的单元门里面的那些居民个体之间, 彼此互不了解, 互不认识, 从而造成了那种一直到老都不会互相过来往去的这样一种局面状态的出现。

大家都会问, 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我们应该去呼唤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在看完《人世间》之后, 我们就会意识到, 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结构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说几句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还是让大家自己去解读, 让自己去感悟。

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盘点 好戏 | 独家专访《人世间》导演李路:从没想过贴近年轻观众

从没想过贴近年轻观众

《新民周刊》问道, 开机刚刚过去一个月, 迪士尼就拿走了名为人世间的那部剧的海外发行权, 这样做会对创作方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迪士尼为什么会对这部剧产生了看好的态度。

李路说, 这个因素对我们拍摄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每一个镜头都得考虑。每一句台词也得琢磨。每一场戏也得精心设计。这些都必须要带有国际视野。还得想外国人看了之后会怎么产生想法。等于就是在创作过程当中。又多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供我们参考。

在去年, 咱们国家把对外宣传工作提到了相当重要的层面, 在这一契机下, 有一部电视剧能够在全世界播放, 它又是展现出我国经历五十年巨大变迁的内容, 我觉得迪士尼公司也是这样考虑问题的, 所以决定买下这部剧, 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世界的观众看清中国产生了什么变化, 还有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这情形就像当年去拍摄《人民的名义》时一样, 我把全球有关它的报道全都搜集齐了, 比如法国的、俄罗斯的、日本的等等, 全都是以大篇幅来进行报道的。

有一些外国人也会想要去开展研究, 他们想要看一看你的日常生活的变化, 看看你说话的方式的变化, 看看社会方面的变迁。

《新民周刊》, 你提到过这部剧要走向国际化的路子, 但你有没有想过, 同时也要兼顾年轻化的特点呢, 这个规模有多大这种叙事方式有哪些特点这个剧本讲的是什么故事这些元素可能和当下的年轻人难以适应, 你是否运用了某种导演技术, 让这个作品能够更贴近那些年轻的观众。

李路说, 他自己并不刻意去贴近谁。在以往举行过的任何一次研讨会当中, 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情形, 就是他去准备去抓住某一个特定的人。当作品本身的质量不够好的时候, 人们才会去想出各种办法来抓住观众的心意。那么, 应当如何去抓住年轻的受众群体呢?

《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在播出的那个期间,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那就是有一个小学生在自家的墙壁上面贴满了薯条的包装袋, 以此来模仿剧中人物房间里墙壁上挂满了钞票的那那种场景。一部优秀的作品是不存在着年龄上的界限的。

只要它具备积极向上的核心价值内容以及足够吸引眼球的情节表现力, 即使是年幼的小学生也完全能够看得懂这些内容, 并且会对这样的作品产生喜爱之情。

我们不妨先把好不好看这件事给说清楚, 去别说什么自己有多高级这种东西, 如果确实好看那就自然有人爱看, 可要是不好看, 哪怕名气再大、地位再红, 也不会让人去看。

你要去把那个剧给拍好了, 说话要说正常人的话, 要把每一场戏都给做到极致的那个地步, 千万不要去低估了任何的一代人, 就是别以为七十后就看不起八十后, 也别觉得八十后可以小看九十后, 当然啊九十后也不该去轻视零后, 因为谁都不是那种很傻的人, 只要是好的东西它都能够引起灵魂上的共鸣的。

《新民周刊》询问的是, 通过《人世间》, 你想传递出昂扬, 以及具有正能量的色彩, 这种理解是对的, 是这样吗?

李路表示, 确实如此。他所拍摄的作品数量并不算多, 而温暖的色调构成了他作品的主导风格。无论是《老大的幸福》和《坐88路车回家》, 或者是《人民的名义》与《巡回检察组》, 这些剧集的最终结局以及整体基调, 无一例外都呈现出温暖的特点, 特别是对于《人世间》这一作品来说, 更是如此。

每个创作者他们的经历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主基调应该是温暖的那种, 对于和梁晓声老师, 还有和王海鸰老师咱们一直都在探讨这个事情, 这个片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格调, 这个是由我来决定的, 我们有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的, 也是非常激烈的, 这也算是当仁不让, 必须是要按照这个主基调来走的, 这个影视剧最后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制作人是有发言权的, 他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差点意思的话, 这个事儿可能就搞不出来。

《新民周刊》: “严肃文学”的影响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但是最近两年时间内, 《装台*等作品在完成改编之后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关注与影响, 面对这种关于严肃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的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情况, 你觉得应该怎么看?

李路说了这个事儿, 他的想法是, 只要说出来的话都是真的, 表达出来的内容也都是实的,那么不管写的是网文, 还是传统写作里的那一套, 又或者是什么被称为“严肃文学”的东西, 这些种类都不重要, 只要内容有分量, 不是空话, 就都算是好样的东西, 至于传统作家写的那些作品, 那肯定里面都是有骨架的, 都是有真情实感的, 能够被改编成影视剧播放出来, 这当然是好事一桩, 但是,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用那种特别生硬的办法, 把作品一刀切成各种各样的类型标签, 其实只要是创作者的心里头有感动, 有自己的感悟和思考, 想要去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 都有可能会变成好的题材, 也都有可能会成为好的作品。

拍得观众爱看,就是主旋律

《新民周刊》: 那, 对于您所拍的那一个想称作是人字三部曲的最终一部作品, 也就是那个名为《人世间》的电视剧来说, 在当时您之所以会产生去拍摄这样的三部曲的想法, 具体原因是怎样的呢。

李路: 这事说是凑巧也行。一开始他们就把《人民的名义》还有那个后来改名叫成了《巡回检察组》的《人民的正义》给谋划好了, 然后又碰上了这部《人世间》。这一连串的下来, 结果真就成了所谓的那个三部曲的了。

写人这件事情, 在影视作品里, 永远都是一个主题。所以, 影视剧是必须得去刻画的, 而且是要深刻地去刻画一个人物形象, 不应该是停留在表面的那种样子。假设有一部电视剧播完了之后, 大家谁都没记住什么特别的东西。

但是, 这部戏里面那些被刻画得相当出色的人物, 观众是能够一直记在心里的。所以说, 凡是涉及到对人的描写的这些东西, 才是真正能够做到留存下来的那一种东西。

《新民周刊》: 在拍摄工作完成了《人世间》这部影视作品之后, 针对人的看法和认知方面, 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产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新变化呢。

李路说, 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变化, 因为他那个看待世界的基本观点, 其实早就已经固定下来了。可是呢, 他在每一次去创造角色角色的时候, 都会发现这个角色身上有很多特别亮的地方, 这些优点都是值得他去跟着学的。

同时他也看到角色身上存在的一些毛病和问题, 他觉得这些问题得留个心眼, 好让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头, 千万别再犯类似的错误, 别再让这些事儿在自己的生活里头出出现。

至于在《人世间》拍摄结束后, 内心是什么状态, 只有一句话可以用“老累了”来形容。

我之前本来还是一个胖子的, 不过最近确实瘦下来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我并不是为了减肥才这样的, 我也完全没有主动想要去减掉体重的想法, 原因是在东北那边那些特别寒冷、又特别潮湿的摄影棚里面, 整整被煎熬了有六七个月的时间, 那地方真的是太冷了, 我心里其实是更想继续当一个挺可爱的胖子才对, 可现在连肚子上的肉都没了这让我急死了, 从8月份结束拍摄回到这边之后, 我的体重就减轻得有20斤左右了, 因此我觉得最近一定要好好把身体调整过来才行, 所以我一直在服用中药, 这种累是全方位的, 不只是身体上感到疲惫, 心理上面也是。

想要把这么个大的玩意儿给扛起来, 其实是件让人感觉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不沉湎于制作的过程, 去搞一种长镜头的拍摄手法, 这其实是属于我小时候玩耍时候做的事情, 如今我已经是完全不再去玩弄这些花样了, 我现在心里头的想法就是想认认真真地把电影给拍出来, 踏实又稳重地去用好那些最好的光线和画面效果, 目的是要把里面的故事给讲述清楚并且讲得好, 至于其他的那些方面啊, 全都只是附带存在的罢了。

《人世间》制作时有三四家合作伙伴, 我把自己能想到的那些组合方式, 全部顺着他们的意思去做了。身为总制片人, 我对成本控制这一块的把控是很到位的, 因此节约下来了大量的资金费用, 这一点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做不到节约这部分开支的话, 那么合作方还会那么顺着你吗? 答案肯定是不会的。

《新民周刊》认为, 《人世间》这部作品应当被视为主旋律电视剧, 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该剧在质量表现方面还做到了非常具有吸引力。

李路提出, 大家可能会问, 什么叫做主旋律电视剧, 我个人的想法是, 如果一部剧好看, 而且能够表达一些内容, 具备思想深度, 拥有艺术上的水准和质量, 这就属于主旋律的定义范围, 至于主旋律类型的剧集能不能把观众吸引过去, 这其实是负责创作的人的手艺问题, 也可以这么说, 是创作团队在思想最深层次的问题, 只有当创作者同时具备了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思想内涵的时候, 才有可能让观众产生一种同样的感觉, 引发共鸣, 让观众觉得很过瘾, 从而愿意主动去寻找并观看这样的作品。

题材这个东西, 是非常重要的。就举个例子来说, 像那个叫做《老大的幸福》的作品里, 它是在呼唤一种比较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时候, 整个社会全民都去经商了, 所有人都在忙着赚钱, 那时候我也一样, 忙碌得非常到位。

后来, 我的一个同学从国外的地方回来了, 他到了我的办公室里面坐着, 坐了一整个下午那么长的时间, 一直看见我一直在忙忙碌碌地做各种事情, 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我一个问题了, 他说: 你到底在瞎忙活个什么劲儿? 你这样忙来忙去的, 到底创造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价值出来?

我仔细想了想, 确实是这样子, 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已经被拧紧了发条的机器似的, 每天都在不停地忙碌着。同学跟我说过, 说你这个做法不太正确, 因为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都不怎么会采取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应该慢慢地、并且是安静地来进行一些思考, 然后去思考清楚你到底是在产生什么样的价值。

正是基于这一种认知或者说原因, 所以我就选择了和范伟老师进行合作, 一起拍摄了《老大的幸福》这个作品。

我在拍摄电影《人民的名义》的时候去找过周梅森, 加上这一次和梁晓声老师进行合作, 都是因为手里有这样的题材, 而且具备一定的前瞻性。

一部影视作品从最初的谋划一直到最终诞生, 是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周期的, 它往往不具备那种当下的时效性, 如果作品没法把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感给勾连起来的话, 那这部影视作品就叫做生不逢时。

因此, 所有的创作者都必须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的作品到底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内容, 以及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人世间》就是这样。它把视野拉回过去的50年, 让大家都记住我们是怎么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故事里有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 一直进入到如今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我问我的儿子, 他是属于00后这一辈的人, 我问他是不是真想要看?

他回答说, 确实是很想看的。因为我们这辈子只赶上了那段岁月的一个尾巴, 是没有机会赶上像“上山下乡”那样的经历的。演员雷佳音在刚刚开始拍的时候就说, 这部戏是专门为他爸爸去拍的, 他的爸爸也是支持他去拍这部电影的。

这几代人, 其中包含了80后人群也包含了70后人群, 他们全都只是恰好赶上了历史进程里最后那一点点的尾巴而已。在《人世间》这个故事里面, 很多具体的细枝末节能触动到某一位观众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

当这部剧集开始播放的时候, 我自己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状态, 但是一旁坐着的一些身边其他人就已经痛哭流涕地掉下了眼泪了,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那些回忆被剧中的情节给勾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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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倡好人文化, 这就等于是说要提倡坏人文化吗?

《新民周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人世间》这部作品, 被大家普遍认为是梁晓声老师所提倡的“好人文化”, 用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方式进行了表述。面对这样的说法, 你本人持怎样的意见, 你是怎么看待《人世间》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关于“好人文化”的观念呢?

李路: 本人阅读过梁晓声老师所撰写的那个叫做《今夜有暴风雪》的作品, 《知青》, 《年轮》, 还有那一本叫《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书, 至于他提到的那个叫“好人文化”的这个说法, 在我的认知里, 这被认为是来自第三方的一个人对他的评价。

我确实是觉得, 梁晓声老师发自内心去关心这个社会, 也是去关心老百姓, 这绝对不是随便说说的那种状态。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他也会过来看, 我们在剪片子的时候, 他同样会过来看,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次数也经常是很多的, 他是真的有想知道的意思, 想要晓得现在的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究竟是怎么样的。

在已经年满70多岁的年龄阶段上头的梁晓声老师的这一些个关切行为的表现, 绝对不是一种作秀的样子。他的那种思考方式和他的为人处世的样子, 是直接地映射和反映到了他的作品里面的。在他的作品里头, 那个“好人精神”, 那绝对是体现得很清楚的。

《新民周刊》向你提问, 问你阅读那个叫做《人世间》的著作原文的时候, 你本人是不是会被这种被称为“好人精神”的东西所打动?

李路: 当然会。比如周秉昆的父亲这一情况, 老爷子跟他妈妈结婚了几十年时间, 聚少离多的状况一直存在。老爷子这个人本身是八级泥瓦匠, 收入水平并不低。但是由于各种条件限制, 他每3年才能探亲一次, 最长的一个情况下, 8年没有回家看看。

这应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婚姻? 他在西南的军工企业中工作, 导致他没法回来团聚, 这确实算是做了巨大的牺牲。那么在漫长的8年期间里个孩子会发生多大的变化? 人生中又到底包含多少个类似的8年时光。

电视剧《人世间》这个故事, 它讲到了有三代的人物在其中存在, 正因为有着三代人的共同付出和一起努力, 所以才最终导致了中国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新民周刊》提出, 在最近这短短两年的时间范围之内, “东北文艺复兴”这一类话题变得相当的热络。针对东北在经济这个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情况, 想要了解具体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李路说, 梁晓声决定去写黑土地, 去写东北地区, 而我们同样是在东北这个地方开展拍摄工作的。我认为, 这件事不仅仅意味着东北当地的文学现象需要恢复活力, 也不仅仅是文化领域需要迎来新的繁荣, 而是整个东北地区都应该实现复兴发展。

大家可以通过查询资料来证实这一点, 要知道, 在当年, 全国范围内的重要重工业基地, 基本上都设置在东北地区。目前看来, 东北地区正在发生的这场文艺复兴非常值得肯定和看好。与此同时, 我们还注意到, 《好声音》这档节目中的多位冠军得主, 他们的籍贯或者成长背景都与长春这座城市有着紧密的联系。

不管怎么讲, 最终还是需要拿作品来当作说话的依据。现在的情况是, 通往长白山的高铁线路已经实现了通车, 去吉林的高铁在去年就已经开通了, 而去往黑龙江的高铁也在很快就要贯通了。

东北这个地方拥有丰富的资源, 矿山、木材、粮食以及石油这些东西全都具备, 除此之外还有着重工业的基础, 到处都是大学, 所以还是拥有着很充足的底气的, 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去寻找一个恰当的机会。

我在东北进行影视拍摄工作的时候, 见到了不少从海外归来的东北籍人士, 这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当年曾经前往沿海省份地区, 并且将企业的经营规模不断做大做强的东北地区人员, 他们如今已经开始呈现出向老家回流的发展趋势。

我也曾经在会议上向上级领导表达了相关的愿望, 期望能够在东北地区进行资金投入项目, 毕竟东北地区的人们一向都非常看重和讲究诚实守信这一品质, 这种精神层面的因素有望帮助吸引更多优质的知名企业前来落户东北, 综上所述, 我们应当承认东北地区依然具备着非常强劲的发展实力和竞争力。

《新民周刊》: 你一直在拍电视剧, 你最想说的东西是什么呢?

李路表示, 他当时正好处于年轻的时候,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一会儿的事情, 像是各种文学方面的新想法,还有美学上面的概念, 以及文化娱乐那些东西, 给他留下的印象都特别深, 他最想通过作品去表达的, 其实是那个时候人们的整体状态,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作品终究还是在写人, 是在写人在某一个确定的时间段里面, 并且在某一个具体的故事背景之下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样子的状态。

我爸爸妈妈都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 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 他们从复旦大学顺利毕业了。那时候, 要是能在一个城市里考上复旦大学的新闻系学生, 这样的名额也就是寥寥无几的几个而已, 结果他们两人都成功考上了, 这就属于是“超级学霸”这一级别的了。

我心里面觉得, 对于知识分子这个群体, 担当使命的意识才是摆在第一位的、更加重要的因素, 因为这件事直接关系到谁拥有话语权以及舆论走向到底是由谁来引导的意思。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握着笔杆子思考、有脑子去分析或者有条件拿到平台来进行这样的工作内容的, 假如把上面说的那些东西都给丢掉了的话, 那就干脆连这行都不干了比较好。不管是在什么年代, 大家都要担负起特别多的责任, 我也这么想, 心里的和大脑里的这个衡量事情的尺度一定要准备好。

新民周刊提问, 未来你还存在着哪些关于创作的计划呢?

李路说最近有很多选题来找我, 他表示我很感谢他们。看机缘吧, 我觉得还是像我之前一样, 看准了, 就会去做, 会把自己调动起来。人有一种潜力, 知道哪个是我的菜, 我相信我的直觉, 但目前还没确认要做什么。

《新民周刊》指出, 当下的市场依然缺乏足够的优质剧本。

李路: 凭什么说那些好剧本非得落到我手里不可呢? 再说了, 别人嘴里说是好剧本, 这东西不见得就是真的好。另外一点, 经过孵化过程弄出来的东西, 也未必是我心里头特别想得的那种。有一些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要是弄得太沉重、太有分量了, 我反而不敢去碰它。

反正我之前拍出来的那几部电视剧, 都能在圈子里惹出这么大阵仗, 可不是靠嘴上说说、笔下写写、牛皮吹吹就办得到的事儿, 归根结底还是得把老百姓的心意给打动才行。这事儿必须得玩真的, 你要是敢露出一丁点半真半假的掺和, 那都是不行的。

本文刊于新民周刊第11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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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要不要取消把醉驾行为当作犯罪来处理的这个规定, 现在争议非常大, 大家都担心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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