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困境
韩东屏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的内容是这么说道德困境指的是在善与善相互冲突的语境下必须得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唯一选择的那一种状况。从最根源的地方去说的话这个道德困境是有三大类的, 那就是需求困境, 利益困境, 还有规则困境。
虽然说需求困境是因为需求的多元而产生出来的, 利益困境是因了利益的多元而出现的, 规则困境是因为规则的多元而存在的, 但是这事儿啊并不能就这么认为说需求的多元就是引发需求困境的那唯一的原因, 利益的多元就是引发利益困境的唯一的那个原因, 以及规则的多元就是造成规则困境的唯一缘由。
实际上, 如果没有其它因素出来干扰或者产生影响的话, 许多道德困境的情况并不是非得发生不可的。
想要摆脱这样的道德困境, 大家知道的路径和方法主要有两条, 第一个办法是通过去积极地改造那些外部的条件, 从而把引发道德困境的各类减少到最少, 第二个办法是通过让大家提高自己去处理此类困境的实际能力, 使得人们在面临选择时能够从中挑出最明智的那个答案。
关键词:道德困境、善善冲突、选择、成因、路径、方法
这句话最初是发表在《哲学动态》这本杂志上面, 时间是二零一一年的第十一期的时候, 现在这里所用的文字内容是经过了稍微一点修改的。
在当下的国内学术界里面, 对于所谓道德困境这个概念的使用情况, 其实是存在着一定的混乱现象的。其中有一部分人会把道德困境直接看作是道德难题的一种表现形式。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倾向于把它归类为一种独特的道德悖论类型。
更有特定观点认为, 所谓的道德困境具体是指这样的情况: 一旦我们选择去执行一项既定的道德义务, 那么就必然会导致对另一项道德义务的背弃或者违背。此外, 也有人直接使用这个词汇来特指那些社会层面出现的道德失范状态。
尽管上述种种界定方式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但这些说法中至今没有出现任何一种能够被公认为非常妥当的定义。
先讲第一种观点, 这种说法认为, 道德困境肯定属于道德难题的一种类型, 但是反过来看, 不是所有的道德难题都能被称作道德困境, 举例来说吧, 道德起源这个话题虽然在伦理学研究里面算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难题, 可是从来没有谁会说它是一个道德困境,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 这两个概念之间根本就没有相等的关系。
再来说一说第二种观点, 大家普遍认为, 道德悖论指的是在运用道德逻辑进行推导和推理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而道德困境则是指在具体的现实生活实践当中所遭遇的挑战。
第三种观点存在一个方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对道德困境的界定范围变得太小了, 它其实所说的内容只是道德困境里面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而已, 并不是所有的情形。
至于第四种观点呢, 可以把它说成是对道德困境这个概念的误用情况, 因为社会道德失范的这个状况, 从道理上来讲, 显然是更合适去用道德危机或者道德沦丧又或者说道德滑坡这样的一些概念来指代这些现象的。
笔者认为, 去弄明白那个道德困境, 应该从道德选择这个口子进去。这是因为, 道德困境是一种特殊的情境。只有当行为者去做道德选择的时候, 才有可能会遇上这种情境。有西方的学者讲过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这种情况: 那就是你面临着一个让人困惑的挑选, 得在两个东西里面选取其中之一。⑤。
道德选择的实质其实就是选择善。对于一个有好心想做好事的人来说, 不管是面临善与恶的选择, 还是面临善与非善的选择, 他在理智上都不会有困惑, 在情感上也不会觉得难受。
但是, 除了上面说的这两种情况之外, 实际上他还会碰到这样的场景: 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 存在着两种或者超过两种的善, 但是做选择的人在这时候只能选择一个, 而不得不扔掉其他的。这种情形就是道德选择的困境或者是道德困境。
之所以把它称为“困境”, 是因为这已经不是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 也就是说不是在正价值与负价值之间进行选择。同时, 这也不是在善与非善之间进行选择, 也就是说不在价值与无价值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说它是在善与善之间进行选择。也就是说, 这个选择是在正价值与正价值之间进行的。
由于各种各样的善良事物都是人们所喜欢的, 而人们都不想把这些东西放弃掉。所以关于善良事物的选择, 这种选择往往让人们陷入到一种窘迫的境地。在这种境地之中, 大家会在理智上觉得左右为难, 还会在情感上感到痛苦不堪。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知道, 道德选择当中所谓的“选择善”这个东西里头包含着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就是说要在好的和坏的对立面中扔掉坏的留下好的, 第二层意思就是说要在是好跟不是好的那个范围里抛开那些不是好的而保留好的, 第三层意思就是说要解决好和好的冲突, 在两个好的东西中间选出那个更好的好。
人这一辈子, 简直就是一部充满选择的连续剧。我们每个人在这堆选来选去的过程中, 肯定会碰上好几个让人纠结到不行的道德难题。这些个难解的题头, 就跟横在路上挡道的石子块似的, 死死拖着咱们往前走的脚步, 不让痛快利索地迈过去。
所以说, 到底该怎么绕过或者跨过这些个卡脖子的坎儿对咱们的日子来说那可是大事中之大事, 马虎不得半分。
做了一个对的选择, 就能让人少绕圈儿, 不瞎折腾, 要是做了不对的选择, 就会走进死胡同, 搞不好还会留下“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样不好的后果,对个人来说是这样, 别的主体的情况也和大差不差, 社会管理者假如没有把平等与自由, 公平与效率这些两难的选择给处理好, 那么就会让社会的发展或者稳定受到负面影响。
我们的问题在于, 大家究竟得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那些存在矛盾的道德难题呢? 针对这样一件事, 从国内到国外的学术界人员, 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拿出一个能被大家普遍认可的答案来。
1.道德困境的类型与成因
如果想要找到那个能够管用的办法, 来处理一下道德困境, 那么第一步呢, 就是得把道理搞明白, 搞清楚这个道德困境是啥原因形成起来的。
在现实当中的这个生活世界里面, 道德陷阱所展示出的具体样子那是相当的多, 也是相当的复杂, 想要一个一个地全部都列出来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 如果要从这道德困局的产生根源去进行分析和考察的话, 大家会发现, 所谓的道德困境大致来说也就是只存在下面这几种类型的表现形式。
第一个情况叫需求性道德困境, 这个东西简称为需求困境。所谓需求困境, 就是描述这么一种情形, 选择者如果想要获得某一个需求对象的话, 那就必须得付出舍弃其他需求对象的代价, 也就是要把其他那些需求对象给扔下不要。这种需求困境是来源于需求的多元化, 也就是说人会碰上多种不同的需求。
这些需求有的不能相互替代, 有的甚至都不能在一起比较价值高低。虽然这些需求都需要靠相对应的具体对象来满足才行, 但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 由于受到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 人只能被迫在这两种或者若干种需求对象里面只挑选出其中一个来得到, 而不得不把另外一些给舍掉。
对于人类自身而言, 每一种需求对象都代表了一种好处, 无论你在这些利益之中缺失了哪一个, 都会对一个人的生存状况以及未来的长远发展造成负面的、不利的影响。所以, 当人们必须在多个目标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那种排他性选择的时候, 这种决定往往注定是一件让人感到痛苦和煎熬的差事。
在人生的历程中, 谁都一定会碰见由需求所引发的困境状态, 这类状况有着极其丰富多样的具体表现形式。中国古代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曾经使用过一种比喻修辞方式来进行描述, 他所提到过的“熊掌与鱼不可得兼”这句话, 恰恰就是这种困境表现里再平常不过的一种常见形式。
虽然这种发生在食物与食物之间的善与善相冲突的这种情况, 似乎很难被说成是道德困境, 但是如果对之进行稍微一点点的改变, 那么说“书和鱼不能够同时得到”属于一种道德困境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 因为它的实质内容是关系到重视精神层面还是重视物质层面的问题的。
孟子同时也提到了“生命和正义不能够同时保持”这样的观点, 这一点自然更加属于道德困境的范畴, 并且它是需求困境里面最不常见的那种形式。
⑥还有, 在美国拍的那个叫作《苏菲的选择》的电影里面, 那个名叫苏菲的女人, 她没法把儿子和女儿全都留下来, 她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 这就成了一个既非常不普通, 又让人特别痛苦的需求困境。
除此之外呢, 在自由这个东西和有序这种东西之间、在金钱这个东西和尊严这种东西之间、在机会这个东西和人格这种东西之间、在理想这个东西和实惠这个东西之间、在职业爱好这个东西和职业待遇这些东西之间, 只要是任意拿出两个需求对象来比较, 也都有可能碰到那种不能同时得到这两种需求对象的道德困境情形。
它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利益性道德困境, 这个名字也可以简称为利益困境。所谓利益困境, 说的就是选择者的个人利益, 和另一个利益主体的利益, 它们没办法同时得到保全。不管你决定去保全其中哪一个主体的利益, 你都得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把另一个主体的利益给舍弃掉。这种困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它是源于利益的多样性。每一个人, 或者每一个独立的主体, 他们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利益, 或者有自己想要满足的利益要求。这些利益要求并不是都一样的, 这就导致了利益呈多元化分布的一个客观事实。
在平常的时间里, 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要求是可以互相保持和平状态的, 但是呢, 在一些社会的历史的条件下或者是处于一种特殊的情形当中的时候, 不同主体之间的这些利益的要求是可能会发生冲突的情况的, 以至于无法做到两全其美。
比如说, 当碰到那些等着救济的穷人的时候, 当事人这边就会碰到一种利益的纠结和冲突, 这种冲突到底是应该掏自己的腰包去帮助这些穷人, 还是干脆装作没看见、只顾着自己的利益算了?
再比方说在1998年发生的那个特别大的洪灾过来的时候, 也让很多很多的人遇到了这么一种情况, 他们同样也是处在利益的对立面上, 究竟是想保住这个大家的国家或者整体安全, 还是想先保着自己那个小的家庭或者说自己的小日子?
在任何社会当口子里, 那个利益上面的为难状况, 都是表现为这么五个样子的, 这第一个, 是单个人和另外一个其他人碰上的那个利益上的为难, 这第二个, 是单个人和自己所在的那个团体或者是组织碰上的利益上的为难, 这第三个, 是单个人和国家碰上的那个利益上的为难状况, 第四个就是那个团体和另一个团体之间可能碰上的一个利益上的冲突或者说是难处了, 第五个, 就是那个集体本身, 去和国家打交道的时候, 也会存在一种关于利益上面的那种困窘的情形。
只是在有剥削存在, 或者出现了阶级对抗的社会状态里面, 利益困境这种东西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情况。
原因是被剥削的阶层如果想要让自己不再遭到剥削, 那就必然要去触动那些掌握权力的剥削阶层所已经得到的好处, 而另一方面, 剥削阶层如果要能够保住他们手里攥着的利益不放, 就只能继续对被剥削阶层进行压榨和盘剥。
可是当社会达到了人人平等的程度并且实行民主制度的时候, 那种因为根本矛盾导致的常态化的利益困境就不会再存在了, 不过因为一些碰巧发生的小因素在起作用, 所以还是不能完全排除它出现的概率, 但也就不算是常态了。
从整个人类世界的范围来说, 利益困境还会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 个人与人类之间存在着, 集体与人类之间存在着, 还有国家与人类之间也存在着。对于一个有向善意志的选择主体来说, 在利益困境中, 不论是舍弃自己的利益还是其他主体的利益, 都会使其感到为难和不安。
第三个部分是规则型道德困境, 这种困境简称规则困境。所谓规则困境就是说去遵守某种规定会导致另种规定的被违反。阿奎那认为这类情况确实存在他说有个人发现如果不服从某条教规就能去服从另一种教规⑦。出现此类问题的根源在于相关规则的种类数量多且杂乱。
一开始, 文明时代往后的那一个又一个的社会里头, 都存在着一套关于道德的规则系统, 同时也还存在着一套属于制度的规则系统, 要是这两大类规则系统在对具体行为的规矩方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就容易冒出来那种在不相同种类的规则之中存在的所谓的规则困境, 这种困境的表现形式是要么就是合法但是它不合情理, 要么就是合理了但它却违反了法律规定。
就像在2007年的时候, 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面, 发生了一个让人觉得很难过的悲剧人物叫做李云丽, 她的丈夫非常坚决地不肯签字同意给病得很严重的妻子进行手术, 这个情况就让当时值班处理的医生陷入了一个特别为难的境地, 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应该去遵守那种规定, 也就是必须得到家属签字同意了才能够给病人动手术的医疗法规, 还是应该去遵守那种想要救治病人、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
再一个意思就是, 社会上头通常不是只有一种道德规范在那儿摆着, 就比如咱们中国现在的情况, 传统跟现代的这一套, 本土的和外来的那一套, 这些不同的体系的道德规范是同时都在的, 因为那些不一样的道德规范系统它的那个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 所以, 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让人为难的情况, 你要是去尊奉那个A规范系统的话, 那就必定要违背了B规范系统, 反过来也是一样, 要是你尊重并遵照那个B规范系统的话, 那就会使得A规范系统遭到违背, 这就成了一个在规则层面上特别纠结的一个困境了。
就像“知足常乐”和“永不知足”, “男尊女卑”与“男女平等”, 还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道德”以及“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道德”这些相互对立的道德要求一样, 都是由传统道德和现代道德同时存在所导致的。
其次呢, 就算是处在同一套道德规范体系里面的具体规定, 因为它们的来源不一样, 而且数量还特别多, 所以也难免会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情形。就像“激流勇进”还有“激流勇退”, 这两个词都是中国传统社会里面的儒家道德用来劝导人的。
这事情就让人没有办法不感觉到, 儒家道德的那些信奉者, 在心里头会变得不知道该听哪一个的好。到了最后这一步, 即便是在同一个道德规范的系统里面, 那些本来并没有互相矛盾的具体规矩, 等真正派上用场的时候, 也还是会因为一些原因产生出冲突来。
而这些原因嘛, 有一部分是碰巧出现的偶然的因素, 当然也有另一些是必然要出现的那些因素在其中发生了作用。
举个例子, 像在那个朝廷里面竭尽忠心这么回事儿, 还有在那个家庭内部施行孝敬父母这么回事儿, 这两样东西都属于那种儒家讲道德规矩的范畴, 它们二者在理论层面, 还有普遍状况下面, 并没有出现矛盾或者冲突的迹象, 但是到了外国的敌人侵犯国家这种特别的局势里头了之后啊, 这两个玩意儿就会变成让人没法同时兼顾的难以办到的处境这种情况。
再说一个例子, 就是古希腊远征军那帮人的带头大哥阿伽麦农, 他在被自己老婆给害死之后, 他的儿子奥列斯特就陷在一个特别尖锐的道德规范的冲突里面了, 这个冲突的具体表现是, 他到底是要忠于对父亲的爱, 然后把母亲杀死来复仇, 还是要维护对母亲的爱, 就把为父亲报仇这件事给放弃掉?
像这样的事情, 萨特的一个学生他也确实经历过, 因为这个学生的哥哥, 是在抵抗纳粹德国入侵的过程中牺牲掉的, 所以他就搞不清楚了, 到底是应该上战场去为了他的哥哥报仇, 还是说应该留在家里头, 去伺奉那个年迈的妈妈。
尽管需求困境的来头是需求变得多种多样, 利益困境的根子是利益搞得花样繁多, 规则困境的源头乃是规则弄得纷繁复杂, 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需求多元、利益多元以及规则多元就分别是造成需求困境、利益困境和规则困境的唯独仅有的那些原因。
事实上, 假如没有其他因素的现身和作用, 很多道德层面的困境并不是说要一定会发生的那样。
说到需求上的这种进退两难的状况, 书籍和鱼肉其实本来是能够一起都得到的, 如果不能把它们全部都得到, 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手头这个当事人没有足够同时去购买这两种东西的钱;还有那个生命和道义也是本来根本就不产生互相冲突的情况的,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有冲突的情形, 就可能像是当事人文天祥那样被关进了敌人的俘虏营里头;至于说苏菲这边没办法同时把儿子和女儿都给保住, 那这就完全是因为遇到了一些没有人性的纳粹军官强行布置出来的那个局所导致的这么个结果。
就利益困境这个事儿来说, 要是没有谁不小心掉进湍急的水流里, 那么, 也就不存在要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水里那个人的利益困境了;再就是, 要是1998年长江流域那边没有闹出特大洪水这件事儿,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 对于好多人来讲, 也就不存在为了保全大多数人还是要保全自己小家庭这样一种利益困境了。
谈到规则方面的问题, 可以这样看。假如李云丽的丈夫签字并且同意进行手术操作的话。那么, 当前负责诊治的医护人员。就不会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即想要遵循医生的职业道德。又必须遵守医疗行业的相关法律规定。但是这两者难以同时满足的局面存在。类似的情况还不少。如果没有外国的势力进入本国领土的话。
许多普通人也就不会遭遇另一种两难的选择。也就是说。是要穿上军装走上战场。为国家的安全效力尽忠。还是选择待在家中。去细心照料并孝敬自己的双亲父母。在另一个故事的情节里。要是奥斯特的母亲没有动手将他的父亲杀死。他个人也不至于陷入某种道德冲突之中。这个冲突表现为。是怀着愤怒为死去的父亲报仇雪恨。
还是保持对活着母亲的原本爱意不变。
因此大家能够明白, 需求出现多元状况、利益呈现出多样状态、规则具有多变的特征, 这些仅仅是道德困境得以发生的底层基础要素, 以及那种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 却并不是导致道德困境产生的唯一原因, 更不是具备充分性和必要性的绝对条件。
咱们从一面来说, 假如缺失了这些因素, 那些客观存在于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真实可感的道德困境就绝对不可能真正产生出来;咱们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即便完全具备了这些因素, 那些纷繁复杂的现实场景中的种种实际发生的道德问题,也并不必定就会随之引发。
需求这东西是多样的, 利益也是多样的, 规则同样也是各式各样的, 这些因素纠缠在一起, 就演化出了各种各样非常现实的道德困境, 导致这种情形的具体原因简直太多太多, 多得数都数不过来, 但是如果把它进行一个大概率的归纳和总结的话, 其实也就无非就是自然因素以及人为因素这两大种类而已, 或者是说也可以称为社会因素在内的两大类, 在本文之前所列举出来的所有涉及到的那些关于道德困境的具体实例和案例里面, 像是要保大家还是要保小家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利益的艰难取舍的此类困境, 完全是由特大洪水这样一种自然方面的突发灾害因素所直接造成的, 而那一部分除此之外所剩下的其他的所有的道德困境问题或者情况, 则都是由于各类人为方面的因素或者是社会结构层面的相关因素所共同导致并且形成的。
2.摆脱道德困境的路径与方法
对于心里头有那股想要向善的念头的人来说, 在碰到道德抉择的时候, 从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这堆情况里头, 成功地撇下坏的留下好的, 又或者从没做好的人和没做好的事里头, 成功地扔掉差的保住对的, 这都会让他觉得高兴得像看了一场喜剧。
但是, 唯独那种明明两边都是好的事情, 非要二选一地挑了一个另一个却不要这样非此即彼地放弃善行, 那就会变成一场让他心里头难受得要命的悲剧了。悲剧放在人身上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情, 一个讲正义的社会还有那些讲正义的人, 是绝对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这种悲剧一次次地上演而不闻不问的。
于是, 怎样去摆脱那个道德困境所带来的袭扰, 变成了一个我们必须得要去认真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
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呢, 想要摆脱那个道德困境的状况, 其实存在两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通过积极地去改造外部的条件, 以此来消减掉那些能够引发道德困境的各种各样的因素;第二条路径是通过提高人们去处理道德困境的能力, 以此来使他们能够从之中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只有去到原因那里, 才能避免结果出现。根据前面所说的那些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道德困境这个事是怎么形成的呢? 是由内部、外部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一起作用才造成的。
这里面讲的, 像需求多样化和利益多样化这类东西, 是归在内在因素这一类, 也可以说是属于主体方面的那些因素;而规则多样化以及某些自然现象或者人为制造出来的因素影响, 则被归在外在因素这一类里, 也就是那些不在选择主体的掌控之外的那些因素。
因为人的需求是多元的, 而且人的利益也是多元的, 这种状况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也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并且它们的存在通常不会直接导致各种具体的道德困境出现。因此预防道德困境出现的努力就只能从规则开始考虑。还需要考虑到引发道德困境的自然因素与引发道德困境的社会因素。这三个都属于外部因素的范畴。

在外部因素这方面, 因为道德和制度都是任何社会里都不能丢掉的管理办法, 所以规则很多元的情况是没法彻底改变的。同时呢, 传统的规范跟现代的规范混在一起、本地的跟外来的挤在一块儿、主流的和非主流的相互并存, 这种状况是躲也躲不掉的。
再说各种伦理学理论主张出来的不同道德原则还有道德准则也跟着一起存在, 这也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不过, 把规则和规则之间的冲突给尽最大程度地减少掉, 这还是一项能够被落实去做的事情。
具体的说, 做到及时发现那些和当下社会主流的那些道德规范不太一致的制度状况, 然后把它们改一改, 这就是实实在在可以做到的事。
就拿来说吧, 要是能把“在做手术的这个过程里, 必须要有家属签字表示同意这一条”的法规给取消或者改一下, 以此来避免所谓的‘李云丽困境’这种状况再接二连三地出现, 那其实真没多少难度可言。
此外, 在任何一个具体的道德规范体系里头, 把规范和自己之间的 contradictory 那种矛盾情况消除掉, 这个事情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打个比方说, 像是什么“激流勇进”和“激流勇退”这俩个完全就是对着干的道德规范, 要是通过要么就把其中一个给去掉, 要么就是说这两个规则分别是在适应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景的这种解释的话, 那么就可以从规则这个层面来讲, 给人们减少一些可能会让人陷入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道德困境当中的可能性。
针对外部因素里面那个属于大自然的情况, 咱们也是可以做出一定努力并且有所作为的。从过去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看, 可能把人放到那种类似“要保全大多数还是保全少数”、“是要救人还是要救自己”这种让人纠结的道德两难处境里面的自然原因, 主要有这么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自然生态环境质量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糟糕;另外一种情况, 则是各种各样由老天爷带来的灾难性天气或者地质变动, 比如说像什么飓风、暴雨、山洪、冰雹、地震、海啸、泥石流还有火山爆发等等这些天灾。
因此, 去改善自然的生态环境, 并且要提高预防自然灾害的能力与水平, 这就成了从自然因素方面减少道德困境发生率的主要举措。生态环境的恶化其实是因为人对自然的滥用才造成的, 所以, 要是能够通过改变人对自然的态度和做法的话, 那就能达到改善自然的效果了。
至于说到天灾这种事儿, 虽然现在人类还做不到完全去控制它, 甚至连完全准确地预测都难以实现, 但是进行预防这项工作我们依然能做得到, 而且做了预防和不做预防之间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那真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我们可以拿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那就是在一些像日本、智利这样的国家里, 面对差不多震级的强大地震时, 他们那边造成的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数量, 相较于我国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来说, 是要低得多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家那边的预防措施做得非常扎实到位, 所有相关的建筑结构在建造的时候, 都是严格按照对抗强地震的标准去设计和施工的。
关于由人为的因素或者是社会的因素所导致的道德问题出现, 这些可能会使得人陷入两难境地的原因的情况, 人们大致可以将它们总结归纳成为以下这四种情况。
首先, 我们要面对的是诸多种类的意外事件。
比方说那位年长的农民同志不小心掉进了粪池里头去, 这就给大家摆出了个名叫张华的人是不是应当去冒危险进行救援的选择难题, 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做那个张华的困境状态;除此之外, 像是高楼大厦里面突然发生了火情这样的事情, 再或者是乘坐着的大巴车突然间就失去了对方向的控制能力并且一头滚落进了很深的山谷这样的惨烈情形之下, 这些情况也都是会使得人们陷入到跟前面所说的一样的那种难以做出正确决断的困难处境之中的。
第二点是不当作为的情况。比如说“奥列斯特困境”这个情况, 它就是因为他的母亲不当作为杀死他的丈夫所导致的。再如新闻里面, 隐性采访这个困境要是出现的话, 往往也是有人在做不法的事情, 把秘密行动搞出来, 这才引发的结果。
第三点是不良势力在搞鬼, 像苏菲困境以及文天祥困境和萨特学生困境这些例子, 都属于这个类型。
第四个方面是关于制度不科学或者制度缺失这个问题。像是大家常提到的“医院困境”、“指标困境”、“警察困境”还有“瑞恩困境”, 这些现象大多都是因为这一类原因所引发的。具体来解释一下所谓的“医院困境”, 这指的是咱们国家的医院在面对是否有义务去无条件抢救那些情况危险的病人时, 往往会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
假如医院选择进行抢救的话, 之后可能因为没办法收回医疗费用而导致亏损;如果不选择抢救的话, 又违背了医院救死扶伤这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但是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在很多其他国家都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呢。这其中的原因, 其实并不是别的, 就是因为存在一个让全体国民都能享受免费医疗保障的制度性安排。
“指标困境”这个说法, 说的是有些单位给手下的人定的工作任务那简直是没法完成的, 而且这些任务还跟奖惩是死死绑在一起的, 这就逼得下属们只能在两个坑里跳: 要么就是去弄虚作假来保住自己的工资收入, 要么就是老老实实干活结果挨批评被罚款。
“警察困境”指的是在以前的那段时期里, 好多地方的政府部门一边不给公安局拨够办事的钱, 一边又拼命要求公安局把当地的社会治安搞好, 在这种两头堵的情况下, 有些公安局没办法,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去搞乱罚款这一套, 目的就是为了把办案需要的经费给凑够。
关于“瑞恩困境”这个问题, 它是来源于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场景。也就是到底应不应该派出一支由8名士兵组成的小分队, 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危险区域。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让那位已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的母亲, 能够召回她唯一剩下的儿子名为瑞恩的人。
这个让人感到困惑的状况, 实际上正是因为相关制度的不足之处所导致的。很明显, 要是美国政府在过去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规定和制度安排, 明确规定不允许任何一个家庭的所有的孩子同时去参军的话, 那么后来的所谓的“瑞恩困境”这件事儿也就根本不会发生。
关于以上那四种会导致人们陷入道德两难境地的社会方面的因素, 咱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讲, 要是社会能够愿意去做出一些对应的努力, 那么情况都是能够好起来、发生改变的。
在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里面, 对于那种可能伤害到人的身体安全或者损害个人的财产的所有不同种类的事故, 虽然说很难把它彻底地避免掉, 但是呢, 只要我们多加一点安全设施, 同时再多做一点安全检查的工作, 还有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安全教育的内容, 这样的话, 还是可以把这些事故的发生的频率降低不少的。
咱们可以拿出办法, 让坏事还有那些坏蛋作祟的情况, 大幅度地减少掉。
具体说, 就是通过把道德讲清楚的办法, 去把这个社会上的人们的道德实际做出来的水平给提上去, 然后再把这个社会上的奖励和惩罚规矩弄好, 让大家觉得自己要对道德负责, 这个是用来减少人去做不好的事的基本路子;另外, 是把能让坏蛋长出来的那个环境给端掉, 再把这个法律规矩定出来, 并且要加大马上去打的力度, 这是用来消灭或者减少坏人做坏事的基本路子。
对于那些由于制度不合理而引发的道德困境这样的情况, 人们可以采取对症下药的办法, 通过去改革以及完善相关的制度这样的方式来做到彻底予以消除这一结果。
其实, 合理的制度不只是能够避免那些因为不合理的制度而产生的道德困境, 而且它也有助于去避免或者消减所有其他类型的道德困境。这是因为, 天灾的危害或大或小, 与生态环境的好坏, 主要取决于用来预防天灾和对待自然的制度安排是不是合理。
意外事故的或者多或少, 与生产和生活安全的制度是不是合理, 是有主要关系的。不当行为和恶势力的或者多或少, 与社会赏罚机制是不是合理有效, 是有主要关系的。
因此, 一个社会对符合道理的制度进行构建, 这实在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做法, 它可以在整个层面把那些让人陷入道德两难困境的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都减小到最少, 同时这也是最为基础性的方法。
大家虽然可以通过改变外部条件, 慢慢减少各种类型的道德困境, 也能消除那些由不合理的制度直接产生的道德困境, 但是就算这种改造非常成功, 最终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把所有道德困境都清理干净, 尤其是像学习玩耍、工作亲情、事业家庭这些很难两方面兼顾的需求困境, 这类情况主要是跟每个人拥有的时间有限有关系, 所以说即便有了很合理的制度安排, 也很难把这些困境完全避免掉, 况且每个人在这个生命周期里, 都是不可避免会遇到这种情况。
关于像公平跟效率, 还有平等和自由这类的关系问题来说啊, 它们也是每个社会在任何时候去进行的时候会碰到的那种两难的选择状况, 既然情况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就必须要求每一个需要做选择的人自己去提升自己那方面能够去对付道德困境的这种能力, 同时要去把那些能够从道德困局里面正确走出来的方法给学到手。
要想走出道德困境, 其核心要点在于怎么样能更加清楚、明白地去做出选择。你需要从那些不能同时拥有并且必须二选一的善良事物中挑选出那个最好的选项。通过这样做你就不但能够让正在做选择的人在善与善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让善良的损失变小一些。你也同样能够令他的心理变得不那么难受和不安了。
很明显, 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 在最值得选择的那些善里面, 如果有些善不能同时得到, 那么应该优先去选其中等级相对更高的那个善。基于这一点, 解决道德困境的基本方法就应当被设定成“终极价值等级排序法”。这个方法的意思是, 做出选择的人需要先确立出那些最值得去追求的终极价值, 也就是所谓的至善。
然后, 要把是否有利于这个终极价值的实现, 作为判断其他各种善的标准。最后, 根据其他的善与这个终极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近还是远、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情况, 给这些善排出个先后等级的顺序。
在这个排序里, 离至高无上的好越来越近的好, 和被这个至高无上好的关系越直接的好处, 会被排到更加靠前的位置去, 它们的等级也会变得更高, 相反的,如果不好或者是好处离得更远一点, 和至高无上的好的关系没那么亲近, 就会被排到后面一点点去, 等级也会变得更低。
后来呢, 当人们遇到那种两难选择的道德难题出现的时候, 需要找到那些无法同时拥有的好里面哪一个处在最高等级的地位上, 哪一个离至高无上的好最近, 和至高无上的好之间的关系是最直接的那一个, 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具体道德困境中的最佳选择。
比如, 一个人一旦就跟马克思那样的, 把发挥自己用来帮助人类进步事业的那些潜能和天赋给当作是顶级的善, 那么他就很容易就能知晓到, 在面对那些像是学习和玩耍, 还有工作和亲情, 以及事业和家庭之类的道德困境的时候, 学习、工作以及事业这些个东西才是距离那个顶级的善更加靠近一些的善, 所以说还是值得去把它优先进行选择的。
可实际情况并不是一向都这样子的。如果要经过检视, 发现那些在道德困境里不能同时得到, 也就是不可兼得的善, 在对它们的价值等级进行排顺序的时候, 可能是处在同一个层级里, 不存在什么级别高低差别的这种状态, 或者是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级别到底怎么样, 没办法去给这些善进行价值的排序。
这就比如说吧, 假设我们是以促进社会发展当作最大最好的那种善, 可是结果却导致了效率这个东西和公正这个东西没法儿两个都要得, 出现了一方缺失的另一方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去分清楚这两者谁排高谁排低就变得不容易了。
既然这样不好区分它们的排序高低, 那么就还必须还要去遵循中国那边的一些老辈人所说过的一个说法, 那个说法的大致意思是说, 如果两件好事都得要选的话, 那就比较一下哪个益处更大, 就取那个益处更大的那一个。
如果是两坏处中选, 就选择那个坏程度较小的一个, 这就是所谓的利弊权衡原则。然后通过这个办法进而分辨清楚那些不可兼得的各个好的事物之间, 它们的价值数量上究竟是大还是小。最后根据结果, 以其中价值量相对变得最大的那个事物为第一位来选择的对象。
利弊权衡这个原则,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用起来却很难, 因为关于如何具体地来进行权衡利弊的操作方法, 一直以来都没有被说清楚, 所以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也就是千百年来, 大家总是觉得这个原则显得很空泛, 没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支撑。
那么, 我们究竟能不能在此处找到一些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技术手段或者是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十九世纪的时候, 英国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边沁提出了“快乐估算法”这个大名鼎鼎的说法, 这个⑧点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很有借鉴意义。
虽然他说的那七个指标本来是用来计算快乐的程度的, 但是假若有人愿意做一件事, 把他的“快乐”概念替换掉, 换成“最大的善”这种说法, 或者换成意思更接近的“最佳选项”这种表达, 然后对这个计算方法稍微做一些改动和改造, 那么就可以得到一个用来权衡利弊大小差异的东西, 也就是可以具体算出来哪个选项更好的一些计算指标, 这种方法也可以称之为“最佳选项计算法”。
第一个是强烈度指标, 它的意思是从需求方面去把不同选项拿来比较和衡量, 然后定出来的选择标准是这样的: 大家更优先选的东西, 应当能够帮我们解决那些最强烈的需求。
第二种是确定性指标, 这种指标的出发点是从预期后果是不是确定这个角度去看待问题, 然后对不同的选项进行比较和权衡, 经过比较之后, 确立的选择标准是这样的, 优先要选的那个选项, 一定应该是能够比较确定地带来预想的好的结果的那种选项, 而不应该是一个只可能是带来预想的好结果的其他选项。
第三点是关于持久性的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是从预期后果的持续时间和长久程度这几个方面出发, 去对不同的选项进行一下比较和评估, 最后选出来的时候, 标准是这样的, 就是说一定要先去挑那个会给人带来比较好的结果的事情, 而且这些好的结果还得是那种会比较长久的, 绝对不要选那些只会维持很短时间的东西。
其四为远近性指标。它是指从预期善后果到来的快慢角度, 对不同选项进行比较权衡。比较后的选择标准是: 优先的选择应当较快地带来预期的善后果。
其五为纯洁度指标。它是从选项存在的弊端或负作用的角度, 对不同各选项进行比较权衡。比较后的选择标准是: 优先的选择, 应当是较少弊端或较少负作用的选项。
第六个指标被称为繁殖性指标。这指的是从选项所带来的连带效果方面进行衡量和比较。在经过比较之后, 所确定的选择标准是这样的: 被优先选中的那个方案, 应当在帮助实现其他善行的同时起作用;或者, 它还有助于将来对那些在此时暂时被放弃掉的善行进行弥补和挽回。
其七, 是广延性这个指标。它是什么含义? 是指从预期后果所影响到的人群那个范围出发, 针对不同的选项进行比较, 并且进行权衡。经过比较以后, 选择的标准就是这样的: 被优先选中的那种选择, 它所能够带来的好的后果, 应该是对数量比较多的人们有好处, 也就是对较大范围的人群有利。
在上述的这些七项指标的外面, 还有另外一个指标是需要增加的, 这个新的指标被叫做稀缺性的指标, 它的根本含义在于, 大家要从机会的这种视角, 去对所有不同的选项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和权衡, 在经过了这种比较之后, 最终确定的选择标准应该是这样的: 最优先级的那个选择, 一定得是属于那种机会很稀少、或者说机会非常难得到的项目, 尤其是属于那种以后再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出现的选项。
有了这八个可以具体拿来计算权衡利弊的指标, 在对那些不能同时都得到的好事物进行选择的时候, 就会比较容易动手去操作了。简化一下这个问题, 用两个没法同时兼顾的善的选择来做个说明。这就是: 拿上面提到的八个指标, 分别去权衡A这个选项和B这个可选的方案。
要是由此得出的八种具体结论都是统一的, 比如说全都觉得该选A, 那么最终的总结论也就肯定是选A。
要是这八种具体结论各不相同, 也就是有的具体结论说该选A, 有的具体结论说该选B——实际上绝大多数道德上的困境, 大概都属于这种情况——那么一般来说, 哪个选项会得到更多的具体结论的支持, 那个选项就是被最终确定的选择标准。
当一个选项能够获得五个具体的结论作为支撑, 它就比那些只能获得三个具体结论作为支撑的选项要强, 这也就是因为前者在数量上占了优势。
为了让这种推导的步子迈得更开一点, 或者为了把结果弄得更量化, 也更精确一些, 咱们还可以想另一个法儿。这个法子的核心是, 用数字2当作一个量化的基准去给每个指标赋分。
具体规矩是这样的: 当一个选项凭着一个指标就压过了另一个选项, 也就是在权衡里占了优势, 那这一个得分2分, 另一个没优势的就得0分。要是说, 用这个特定的指标去看, A与B这两者之间的优劣完全扯平了, 谁也压不住谁, 处于一种不分上下的状态, 那么这两个选项都得拿到1分。
接着, 就要动用列表这招了。拿手里的这总共八个指标当尺子, 逐个地去跟A和B过一遍, 先权衡, 再打分。最后一步, 就是算总账, 看谁那个累计下来的分数最高。那个分数最高的, 它就是你在面对道德上的两难选择时, 所能找到的那个最佳答案了。
因为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叫做”最佳选项计算法“的办法, 它一共是有8个权衡指标存在的, 而且, 每一个指标里面都还包括2个分值的内容, 所以加总起来的总分值就应该是16这个数字了。
然后, 通过这样的推导可以知道的就是, 当面临存在A、B两个选项的一种道德困境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最佳选项“的话, 其最终得到的分数必须是要超过总分值的一半以上的, 也就是说必须要超过8分才可以算是的。
反之则是相反的, 那些最终得分是在8分以下的选项的话, 那么就直接就可以判定它们不是那个最佳选项了。
总而言之, 只要你要是把这些个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办法全都用上, 去对待什么道德困境的话, 这样的话你就能做到两件事了, 首先呢就能把道德困境这个东西给大大地减少掉一些, 其次就是在那些你说实在躲不过去的道德困境里面去做出个最好的选择出来来。
注释:
①曹刚的这篇文章叫作《道德困境中的规范性难题》, 它发表在《道德与文明》期刊上面, 时间是二〇〇八年的第四期。
② 王习胜: 《关于道德悖论属性的思考—从逻辑的观点看》,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第三项是卢风写的《道德选择、道德困境与“道德悖论”》, 这篇文章发表在《哲学动态》2009年第9期上面。
李彬的论文名字是《走出道德困境—社会转型下的道德建设研究》, 那是伦理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 出自湖南师范大学, 年份是2006年;另外, 胡娟有一篇文章, 文章名叫做《从自我观看现代性道德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刊发在《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的第4期上面。
在第⑤条里面提到的这个内容,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A·麦金太尔写的那个叫《道德困境》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夏伟民负责翻译的,它被发表在《哲学译丛》杂志上面, 具体是那年的第二期, 就是1992年。
⑥《孟子·告子上》。
这条引用是转引自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所著的《道德困境》一书, 该书由夏伟民翻译, 并被刊登在了1992年的第2期《哲学译丛》杂志当中。
⑧指的是边沁写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 这个书是由时殷弘进行翻译的出版物, 出版方是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是在2000年, 可以参考的页码范围包含第86页到第89页。
